“文學藝術”範圍之內，致力於藝術質量。
“文學圈”遠比“學術圈”更遠離普通社會。每一次學術會議，那些專家學者私下交談的，都是社會熱點，大局走向，民心民生，一個個慷慨激昂。而每一次文學會議，朋友們聊的仍然是我最近又在哪本雜誌上發了什麼東西，哪篇被轉載了，哪部作品又被列為“重點扶持”。這些作品，可能“圈外人”永遠看不到。或者是某某作協裏，誰和誰又打起來了，誰又偷偷把另一個人辦公桌上的稿費單衝進廁所了。在某個筆會上，某某和某某劃拳，以決定某個女作家今晚睡在哪裏……和這個社會密切相關的唯一一點，是探討如何把小說改編成電視劇。
我讀到一些對文學體製反思的聲音，我認同其中的一些說法。我和朋友們開過一些玩笑。不過，任何事情都不是小蔥拌豆腐式地定義的。我在“文學圈”裏遇到過許多溫暖的人和溫暖的瞬間，遇到過很多認真的編輯和幾本敬業的雜誌，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整個社會精英與國家同方向前進時的幹淨清爽。比如《天涯》雜誌多年前開的一次筆會。
如前所述，我的《無處收留》當初被《天涯》因為太長委婉拒絕。當它在《鍾山》上發表後，《天涯》副主編李少君寫來一封約稿信，說韓少功看到《鍾山》上的這篇文章，批評了他，說他錯過了一篇好文章。
於是我接連在《天涯》上發表了幾篇東西。說實在的，《天涯》這本刊物在所有文學刊物裏最適合我，因為它辦得不那麼“純文學”，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雜糅性，與我的寫作風格比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請，年底到海南開筆會。“筆會”兩個字，在文學青年時代特別令我向往，在我的幻想中，那應該是一個小團體的神仙會一樣的精神會餐。大學裏讀文學雜誌的時代，我多少次幻想自己將來也能參加“筆會”，這個夢想終於實現了。
到了海南才發現，這是一個很小規模的筆會，隻有九個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是鼎鼎大名：張承誌、莫言、李陀、王曉明、翟永明、汪暉。還有主人韓少功和蔣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見到。他們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學英雄，比如張承誌的《心靈史》我就讀過多次。我很奇怪，為什麼韓少功要請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參加這個筆會。不管怎麼樣，我心中難免暗自激動。
一見麵，張承誌就開起玩笑：“我像不像本·拉登？”
那時“九一一”剛剛過去一個多月。朝他提示的方向去感覺，是有點像。體格粗壯，大鼻大臉，眉毛又粗又長，頭頂毛發已經稀疏，聲音重得近乎發甕，顯然雄性激素十分發達。和想象中的把編輯從家中罵跑的孤傲不同，張承誌禮貌周到，出人意料地隨和。
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覺很新鮮。汽車沿環島高速路行駛。山巒優美，千萬株桉樹見縫插針，熱火朝天地競爭、擁擠、勾結、傾軋，迫不急待地生長。開會的地址是島內的七仙嶺，這是白雲繚繞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頂七峰並立，如同七位仙人側立。推開窗子，遍地椰樹的翠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和這些“文學英雄”在一起，我感覺又興奮，又舒服。他們都真實樸素而自然，他們身上，有著我想象的“八十年代氣質”。這個會上聊的許多東西，現在已經沒有印象了。隻記得莫言對於大家在會上總是“胸懷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吃飯的時候，他端著酒杯，抿著紅酒，隨口編了個順口溜：
這是一個分裂的時代，又是一個整合的時代。
這是一個破壞的年代，又是一個建設的年代。
這是鄉下人進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韓少功下鄉隱居的年代。
這是文學似乎能影響社會的年代，又是文學一錢不值的年代。
文學圈裏，拉幫結夥的多了，孤軍奮戰的少了。
無恥吹捧的多了，嚴肅批評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謙虛謹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來越多了，好的作品越來越少了。
關心國家大事的多了，關心文學的少了。
冒充理論家的作家越來越多了，像我這樣不會說話的越來越少了。
豐乳的方法越來越多了，能分泌乳汁的[rǔ]房越來越少了。
……他一口氣編完，大家都大笑。蔣子丹立刻要求，這串順口溜要交給《天涯》，放到“作家立場”裏發表。
這個筆會讓我感覺到八十年代的文學熱的餘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