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過法律，我也教過法律，我保證我說的都是實話。同時，我也為我說的話負責。”
伯樂平靜地說。
“不要倚老賣老，老實對你講，你過去學的都是資產階級那一套，現在是無產階級專政，懂吧？而且，我告訴你，你現在是個犯人，是個反革命分子，你要清楚你現在的身份，地位。好了，這次就到這裏，你回去好好想想，下次再說。”
他又拍了一下桌子。不過，這次，沒有把桌子上的東西都震起來。
之後，這一次的審訊就成了一個既定的模式，每次他都會拍一陣桌子，而每次，伯樂也都會沉默地看著他發脾氣。隻有一次，他是真的被伯樂激怒了，把茶杯都摔到了地上。伯樂以為他會跳過來給自己一巴掌，可他隻是揮了揮手，叫人把他帶回了監房。
半個月後，他走了，審訊的人又換成了小夏，小夏看到他疲憊不堪的樣子，什麼也沒問他，叫他回監房休息幾天，然後把材料寫出來。伯樂這才想起，這段時間以來，他沒日沒夜地被提審，每天昏昏沉沉的，居然忘了寫材料。而且，居然也沒有什麼人催他。也許，這和天天都在審訊他有關。事實上，在審訊過程中，他幾乎把每一個問題都回答了好幾遍。譬如那個警察一再追問劉遠洪的死因，伯樂把當時的情況詳詳細細地說了不知道多少次，他都不肯相信是真的，他一定要伯樂承認，或試圖說服伯樂，劉遠洪是被人出賣後遭到敵人暗殺的，這個人他沒有明說，但不說伯樂也明白，這個人就是譚天琴。這當然有些想當然了。
不過，伯樂也發現，雖然是想當然，可他說的，以及他對當年那些事件的解釋同樣合情合理，如果不是自己恰巧親身經曆了那些事，伯樂甚至覺得他說的更合理，更接近常情，也更接近真實。是啊，伯年明知譚天琴和王誌鈞一樣，都是共產黨的要犯，為什麼隻殺王誌鈞不殺譚天琴呢？還有，劉遠洪為什麼會莫名其妙地死掉呢？更可怕的一點，那個警察也提到了，為什麼當他奉譚天琴的命令去南京夫子廟前與人接頭時會突然被捕呢？
“這就是殺人滅口。你懂嗎？”
他敲著桌子說。
太可怕了，這一切無不有力地證明了一點，那就是譚天琴是個革命叛徒，要不就是一個打入我們內部的隱藏很深的國民黨特務。
但他並沒有直說。這讓伯樂有些困惑，為什麼這麼合理的一個推論，或是已然成為事實的東西，他卻不敢肯定，而非要自己證實不可呢？
過了一個月，他又來了。這次他在審訊伯樂時沒有再敲桌子，他先一頁頁地把伯樂寫的材料翻了一遍，然後交給了伯樂一份他帶來的關於譚天琴的材料。伯樂接過來反複看了幾遍。這份材料是由很多人的口供構成的，其中不僅有當年負責偵破以譚天琴為首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國民黨的特務機關的負責人，還有在夫子廟參與抓捕自己的國民黨特務，但他們所描述的事實顯然和自己的觀點相異，從某種意義上講，倒是更接近這個北京來的警察的說法。伯樂不知道他給自己看這份材料是什麼意思，看完後，就又還給了他。
“看到了吧？這才是事情的真相，我可以肯定，你完全被欺騙了。你看到的，接觸到的，都是假的。”
伯樂想，是誰給他這樣的自信，讓他以為自己看到的和接觸到的都是真的呢？抑或是，他僅僅隻是想讓自己看到的和接觸到的都變成事實？而且是唯一的事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