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佛光之下
1922年秋冬間，梁啟超移席金陵為東南大學及法政學校講演《先秦政治思想史》，“兩月間，以餘力從歐陽竟無先生學大乘法相宗之教理”，又恰逢張君勱也在，同住一處，常常研討佛學，日子倒也過得很快。
梁啟超和張君勱對佛學都不陌生，近代中國的文化界研讀和推崇佛學是一種風尚，從龔自珍、魏源到康有為、譚嗣同、夏穗卿、章太炎都對佛學有相當的研究，梁啟超自不例外。此時，在南京，聽歐陽竟無講佛，與張君勱一起論佛，卻是過去從未有過的寬餘，梁啟超感慨地說：“早該靜下心來念佛了。”
是日兩人參禪，並約定即心·即興，任意發揮：
張君勱：“你道佛在何方?”
梁啟超：“我心中有佛，佛在心中；我心中無佛，佛在西天。”
張君勱：“何謂有佛?”
梁啟超：“葉在枝頭。”
張君勱：“與心何幹?”
梁啟超：“心即菩提。”
張君勱：“法在何處?”
梁啟超：“法本法發法。”
張君勱：“無法法亦法。”
梁啟超：“今付無法時。”
張君勱：“法法何曾法。”
梁啟超：“到底有法。”
張君勱：“涅檠妙心。”
梁啟超：“其實無法。”
張君勱：“實相無相。”
梁啟超：“去妄求真。”
張君勱：“舍波尋水。”
梁啟超：“有心是生滅。”
張君勱：“無心即真如。”
梁啟超：“有心而無心。”
張君勱：“生滅而真如。”
梁啟超：“平常是真如。”
張君勱：“無常是生滅。”
梁啟超：“無常而平常。”
張君勱：“你佛我也佛。”
梁啟超：“妙!到底是‘玄學鬼’!”
張君勱：“哪裏!哪裏?‘塵埃即無物，無物即塵埃’。”
梁啟超信佛，有種種原因，其中受譚嗣同《仁學》的影響甚深，也為夏穗卿對佛理的精深研究所感染。誠如梁啟超所言，“社會既屢更喪亂，厭世思想，不期而自發生。對於此惡濁世界，生種種煩懣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則必逃遁而人於佛。”
這是就一般而言的。但，梁啟超所有涉獵的學問領域，幾無一般可言，要而言之，他總是傑出的、獨特的，在極強的學問欲的驅使下，他在一個時期內有興趣的某一門類，總是由他廣博的知識、深刻的發現再加上濃重的曆史感交相編織，而成為研究這一領域的無可爭議的權威發言人。
梁啟超關於佛教的研究著作有《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佛教之初輸入》、《印度佛教概論》、《佛陀時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綱要》、《佛教與西域》、《中國印度之交通》、《佛教教理在中國之發展》、《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典之翻譯》等等，恕不一一列舉。
僅僅這些書目就可以看出梁啟超對佛學的研究下過一番何等的功夫!末學後進如筆者更無法想象這個亡命的先行者，在政潮中起起落落的失意者，不得已甚至從軍討袁的護國者，離開政壇又南北奔走的講學者，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讀了如此之多的佛典，掌握了如此廣博的資料?
張君勱問過，梁啟超笑而答道：“天天讀，亡命的路上也讀，做官的時候寫完公文便讀書，護國軍起與諸將領議完事回到住處先看書，如今想來也實在好笑，我哪裏做得了什麼官，就是好讀書，如此而已。”
“雲南護國戰火紛飛中，也讀佛典嗎?”
“讀。不是求佛保佑，而是想寫中國佛學史，其實我這個人多欲多變也多矛盾，從政時老想著讀書著述，真到了書齋又懷戀政治。”
“最終你是想超度自己?”
“不!我想超度中國，超度社會。”
張君勱後來告訴別人，梁任公是極可親近的朋友、師長，又是極難理喻的學者，“因為你不知道他是怎樣讀的書並且寫出那麼多的文章來的”。
佛學為什麼能在中國確立並且發展?梁啟超是從思想文化及社會動亂兩個方麵去找動因的。春秋戰國時活躍而輝煌的思想、學術，在秦統一後焚書坑儒舉步維艱；漢武帝獨尊儒學罷黜百家，從此再沒有爭鳴；人雲亦雲，雕蟲小技，縱橫術數，充斥學界。這個時候佛學東來，再加上東漢之後社會動蕩、民生凋敝，企圖解脫，企盼保佑之心便敞開著，成了佛學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基礎。
時在東漢明帝。梁啟超指出：
季漢之亂，民疾已甚，喘息未定，繼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人類慘遇，未有過於彼時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顧形，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無足怙恃。聞有佛如來能救苦難，誰不願托以自庇?其稔惡之帝王將相，處此翻雲覆雨之局，亦未嚐不自怵禍害。佛徒悚然以果報，自易動聽，故信從亦漸眾……故也愈亂而逃入者愈眾，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