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說，亂世、末世、民不聊生、萬念崩潰的時代，是佛教流行的最好時機。
南北朝時，信佛的大潮中，據梁啟超考證，興和二年即公元540年有佛寺3萬所、僧尼200萬人。較之64年前的承明元年即公元476年的佛寺6478所、僧尼7．735萬人，廟宇增加3倍多、人數增加20多倍，能不令人驚歎?
南北朝佛學興盛也有賴於一批高僧，以道安為代表。梁啟超特別推崇道安：“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為大國，吾蓋不敢言……破除俗姓，以釋為氏，發揮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安也；製定僧尼規範，垂為定式，通行全國者，安也；……佛澄之法統，由安普傳；羅什之東來，由安動議；若南方佛教中心之慧遠，為安門龍象，又眾所共知矣。”
道安撒播佛學之後，時至隋唐，則又有取經的玄奘，使佛學理論中國化，一般稱為佛學的建設期。梁啟超稱玄奘“為我佛學界第一恩人”，有玄奘，才有“法相宗”、“慈恩宗”、“華嚴宗”、“律宗”、“密宗”，“而其傳最廣其流最長者，則‘禪宗’也”。梁啟超說：
相宗佛滅度後以衣缽授大迦葉，心心相傳，曆二十八代而至達摩。達
摩以梁時至中國，更不譯經說教，唯物色傳法之人。六傳而至唐慧能(六
祖大鑒禪師)乃大弘之，直指一心，不立語言文字，號為“禪宗”，亦稱
“心字”。
粱啟超把中國佛學史架構在兩晉和隋唐兩大時期，兩晉是佛學輸入中國，隋唐則是佛學的各個流派形成，佛學理論盛極一時，佛學中國化完成。
梁啟超向後人展示的是這樣一個奇跡：一種極為強大的外來的宗教，由天性保守的中國文化所接納、磨合，最後落地生根、傳播不息，成了外來之學中國化的唯一典範。
光說一個“佛”字，裏麵是幾多辛苦幾多血淚幾多人物!
梁啟超總是提醒後人，不要忘記所有的開天辟地、創造文化的先祖。
中國人知道除方塊字以外還有別的文字，並開始翻譯外文，都始於佛經。
梁啟超詳盡地查閱並考證了東漢至隋唐700年間佛典翻譯的緣起、過程、特色與著名翻譯家，並指出了若幹不足。梁啟超對於佛學的貢獻，除了已經寫到中國佛學史的種種外，實在離不開他撰寫的關於佛典翻譯的著作，他告訴我們的是中國佛典翻譯史。
後人已經很難想象幾代高僧如安清、朱士行、竺法護等最早譯介者的含辛茹苦。至道安率弟子500選版本、譯全書，青燈孤影、嘔心瀝血，四阿含全部，華嚴全部，法華第二譯本，涅槃初出且有兩譯等等。到唐朝玄奘取經歸來，佛經諸宗全部譯成中文，中國古代史上最偉大的翻譯盛舉大功告成。
梁啟超盛讚佛學，關乎佛學的一切方麵，從史到譯到流派到人物均有涉及，在這佛學研究的同樣偉大的工程裏，梁啟超津津樂道的仍然是它不可估量的文化意義，中國太需要外來文化的衝擊與補充了，而中國的地理環境卻在雪山、荒漠、大海的阻隔之下，由是觀之，中華民族曆史上鑿通者、取經者、譯介者、傳經者，無一不是文化意義上開創性的民族英雄。
佛典的輸入及翻譯，從根本上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擴大了漢語詞彙，增辟了想象空間，使漢語語法及文體也有所變化。
佛典使中國有了自己的宗教。
佛典影響了一大批文人、學者的思想和創作。
梁啟超在論及佛教文化在隋唐之後，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影響時說：
此等富於文學性的經典，複經譯家宗匠以極優美之國語為之詮譯．社會上人人嗜讀，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碎於其詞彙。故想象力不期而增進，詮寫法不期而革新，其影響力乃直接表見於一般文藝。我國自《搜神記》以下一派小說，不能謂與大莊嚴經論一類之書無緣。而近代一二巨製《水滸傳》、《紅樓夢》之流，其結體用筆，受華嚴、涅柴之影響者實甚多。即宋明以降，雜劇、傳奇、彈詞等長篇歌曲，亦間接汲佛本行讚等書之流。
佛典的得來不易，得來之後又格外為中國的文化人珍惜，除開佛典本身的價值外，還有求此典籍的千難萬險。梁啟超在《佛教與西域》、《中國印度之交通》等文中，記述了“千五年前之中國留學生”的不畏艱險、卓越高尚。跋涉大漠流沙，攀蔥嶺，過世界屋脊，帕米爾東邊奇寒奇冷的雪山，倒下的倒下了，活著的接著走，所為何來?梁啟超作了最公正、也最富感情色彩的回答：
一方麵在學問上力求真是之欲望，烈熱熾然；一方麵在宗教上悲憫眾
生、犧牲自己之信條奉仰堅決。故無論列何艱險，不屈不撓，常人視為莫
大恐怖裏礙者，彼輩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獨往獨來，所創者無
量也。
還有人在論及梁啟超與佛教時斷言，“宗教的確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是荒謬的，而翻檢有關資料時，又讀到梁啟超發表於1902年12月30日《新民叢報》第23號上的文章：《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此文恰恰對此作了很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