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毛澤東於1918年組織學生社團時取名“新民學會”，無疑受了梁啟超《新民說》的影響。
毛澤東習慣稱“梁康”而不說“康梁”，直到晚年仍如此，1979年1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有文章披露，毛澤東稱青年時受到“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的影響，覺得改良主義也不錯，想向資本主義找出路”。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毛澤東更是直截了當地說，“五四”之後，是陳獨秀和胡適“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我的楷模”。
梁啟超的餘響一直回蕩在20世紀，回蕩在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身上，這些人是：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郭沫若以及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等等。
我們說曆史不會重演，是指時光之箭不會倒退；我們說曆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是因為一個民族、一個種群、一個國家，其民族性、國民性的改變是長期的、艱難的，有時甚至是有反複的。由是觀之，梁啟超在100年前或近100年前奔走呼號的變法、及“變法不知本原之害”和改變國民意識的“新民之道”，不是仍然十分迫切地擺在我們眼前嗎?
每一個民族在每一個時代都呼喚著自己的偉人。
對於任何一個民族的任何一個時代而言，再沒有比獲得一個偉人的聲音更重要的了。
這個聲音將會落到無數人的心裏，成為智慧的種子，萌芽在寒冷的季節，收獲在孩子們的瞳仁裏。 這個聲音無法被埋沒。
如同梁啟超，以及他的《飲冰室合集》，無論塵封多久，那聲音總是親近的，因為他說出了那個時代渴望說出的話，並且仍然能使今天的人振聾發聵：
中國“千門萬戶”的未央宮，三個月燒不盡的鹹陽城，推想起來，雖然不必像現代的紐約、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別體麵處，如今哪裏去了呢?羅馬帝國的繁華，雖然我們不能看見，看發掘出來的建築遺址，隻有令現代人嚇死羞死，如今又都往哪裏去了呢?遠的且不必說，維也納、聖彼得堡戰前的派勢，不過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哪裏去了呢?可見物質文明這樣東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時間電光石火一般發達，在曆史上原值不了幾分錢。所以拿這些作進化的證據，我用佛典上的一句話批評他：“說為可憐湣者。”
偉人是曆史的影子。
曆史是偉人的傳記。
嗚呼!任公，當你仙遊68年後，中國或者說世界又到了世紀末，誠如斯言，我們已經看見了更多的物的堆砌，也目睹著土地與河流的衰敗；梁任公，你已經不肯說話了，你為什麼不站出來大聲地喝問一句： 人啊，何去何從?
1995年7月～1996年3月
於北京葦齋
蒿裏秋色
(後記)
1995年10月，我和太太同遊西山，秋風乍起，那鬆樹還是綠的，各種鮮花依舊盛開著，深深的靜穆鋪滿了林間小路。
我的腳步也是輕輕的。
小鳥們的嗚叫也是輕輕的。
這是一處奇特的山川——生活在這裏一樣進行著，春秋兩季總會有花展，香山公園遊人如潮——但，在這一片土地之下卻安息著中國近代史上不少著名的靈魂，這兒便也成了蒿裏之行的好去處。
出萬安公墓往北，進植物園，在臥佛寺東邊的一個小山坡上，是粱啟超的墓。墓碑呈“凸”字形，狀似寶座，碑文是：“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沒有生平，也沒有梁啟超活著時的任何一個頭銜。據稱，這是梁啟超生前的願望——一個人的一生就是這個人的一切——一切都過去了，若有若無若生若滅，隻留下一個名字一個符號足矣!
經曆了太複雜的一生。
最後他得到了簡單。
墓的東側有一株白皮鬆，鬆樹前有一漢白玉碑，這是梁啟超的子女為梁啟超的第二夫人王桂荃立的墓碑，碑文略記王女士扶助梁啟超及李蕙仙夫人、待所有子女如同己出的生平，種白皮鬆以為“母親樹”而永誌懷念雲雲。
秋風搖動著“母親樹”。
那是母親的叮嚀嗎?秋風起了，花要謝了，天要冷了，你們要小心冷暖……
我把一束山野花放在梁啟超的墓碑前。
梁啟超的墓園能使人想起梁啟超和睦的家庭，以及他在做學問時對環境的重視。由梁啟超生前自己選定並購下的這一大塊墓地，為山林綠樹包圍著，遠離了京城的喧囂，有足夠的地方留給願意在走完人生之旅後陪伴他的親人們。
泉下相聚，靈魂與靈魂的對話，正如同四季更迭的春風秋風，在山坡上卷出林濤，在花叢間落下細語，我們聽不懂，我們聽見了。 秋風一陣緊似一陣了。 墓地甬道的兩側是冬青，冬青上纏綿著幾朵並不豔麗的小花，與之相連的是一片雜樹，那樹上的葉子已經顯得疲憊，有的半紅有的半黃。 不久便是看紅葉的人。 殘紅落盡之後卻是冬日了，凜冽的朔風與雪花，蒿裏的各種墓碑會感到冷意嗎?
我寫梁啟超，有相當程度的偶然性。
1990年春天，我還在巴黎漂泊，經常去的地方除了咖啡館便是友豐書店了。這是專門出售各種中文圖書的書店，還有國內的若幹期刊如《人民文學》、《收獲》等。先是讀完了金庸的全部作品，再讀高陽的曆史小說，掩卷之後便產生了某種衝動：更多地了解一點中國近代史上的人物。這個不大的書店雜書很多，正對我的胃口，寫袁世凱的《風雨瓊樓》的構想及開頭部分便是在巴黎完成的，我當時的巴黎76區丁香城一條小街上的住處，便堆滿了各種書本和資料。
沉浸書中的時候，心裏便會平靜。
我對巴黎的朋友說：曆史可以治病。
寫袁世凱自然要涉及到梁啟超，我在《風雨瓊樓》巾唯一不敢放縱筆墨的便是梁啟超，這個影響了幾代人的曆史人物，其時已經活在我的思緒中了，我想把他留下。
1995年7月，《香港商報》的吳帆先生約請我在副刊上寫個連載，我有點猶豫，一年時間不短了，每天一塊，寫不下去怎麼辦?吳帆先生卻鼓勵我，“寫個大家都關心而又了解得不夠的近代人物，如何?”
《梁啟超》的題目就這樣定下來了。
我不可能寫出一個新的梁啟超來，我隻能說，我是在用我的筆墨寫梁啟超。對於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敢有一點疏忽，讀《飲冰室合集》帶給我的衝擊與喜悅也都流露於筆端了，我曾在電話裏對關心我愛護我的文懷沙先生說：“我本應好好讀書的，現在卻要寫書，一邊讀一邊寫總是脫不了匆忙，說到底便是急功近利。”
嗚呼哀哉!文人如我。
我讀出了自己的淺薄，麵對先人巨著隻有慚愧的份兒，我卻不敢說我已經讀懂了梁啟超。電話的那一頭，文懷沙先生還在鼓勵我：“有你這種感慨的人已經不多了，你會寫好的。”
夜深人靜，我在團結湖小區這一盞亮著的台燈下，常常是翻開《飲冰室合集》便舍不得合上。
香港那邊會有電話來：“徐先生，你的連載隻剩下5天了。”
我寫梁啟超，也感覺著梁啟超的困惑。我仿佛看見了安徒生筆下的《光榮的荊棘路》：“你，多汁的、綠色的毒胡蘿卜，雅典的陰影不是橄欖樹而是你!”——蘇格拉底被處死後，人們才認識了蘇格拉底。古希臘的城邦啊，你昔日的榮耀怎麼離得開蘇格拉底的智慧呢?也是在古希臘，荷馬死去之後，七個城邦國家爭吵著都說荷馬是在自己的城市裏出生的。可是荷馬活著的時候，“他在這些城市裏流浪，靠朗誦自己的詩篇過日子，他一想起明天的生活，他的頭發就變得灰白起來”。
古今中外，我們可以想起很多安徒生筆下的這樣的偉人、智者，他們的種種遭遇。無疑，在我們看來這是不幸和苦難。但，安徒生——這個編織童話的作家，卻認真地告訴我們，並不是這樣的，“光榮的荊棘路看起來像一條環繞地球的燦爛的光帶，隻有幸運的人才被送到這條帶上行走，才被指定為建築那座聯結上帝與人間的橋梁的、沒有薪水的總工程師。”
蒿裏秋色荊棘路。
光榮與夢想啊!
1996年清明前，細雨靡靡中
北京——葦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