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前屋內挽聯挽詩密布，時人估計至少約有3000餘件。社會名流如熊希齡、丁文江、胡適、錢玄同、朱希祖、陳衡哲、任鴻雋、袁同禮、謝國楨等紛至遝來。清華大學研究院同學會《哭任公詩二首》一時傳誦：
忽見滄江晚，冥冥何所之。
京塵吹日落，園樹助群悲。
憂周死未已，新民誌可期。
平生心力在，回首淚絲垂。
獨挽神州厄，一言天下驚。
此身終報國，何意計勳名。
正氣永不死，宏篇老更成。
西山能入座，已是百年情。
同日上午9點，上海各界在靜安寺公祭梁啟超，陳散原、張元濟主持，蔡元培、孫慕韓、姚子讓、唐蟒、高夢旦等致祭。靜安寺佛堂“四壁均懸挽聯，白馬素車，一時之盛”、“禮堂中懸任公小像，詗幾之前，遍陳鮮花水果。”
摘抄兩地公祭時挽聯若幹副，當時輿情亦可見一斑：閻錫山聯日：
著作等身，試問當代英年，有幾多私淑弟子；
澄清攬轡，深慨同時群彥，更誰是繼起人才。馮玉祥聯曰：
矢誌移山亦艱苦；
大才如海更縱橫。王士珍聯曰：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公真天下健者；
生有自來，死有所歸，我為斯世惜之。唐蟒聯曰：
開中國風氣之先，文化革新，論功不在孫黃後；
愧藐躬事業未就，門牆忝列，傷世長為屈賈哀。蔡元培聯曰：
保障共和，應與鬆坡同不朽：
宣傳歐化，寧辭五就比阿衡。蔣夢麟聯曰：
海內溯文豪，又弱一個；
嶺南論哲學，自有千秋。錢玄同聯曰：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許中國新民。楊杏佛聯曰：
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勳勞垂學史；
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沈商耆聯曰：
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
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楊度聯曰：
事業本尋常，成固亦然，敗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
王文濡一連為梁啟超寫了’8副挽聯，時稱最高紀錄，挽聯的自序寫得尤為真誠典雅：
任公逝矣!綜論一生，以龍臥虎跳之才，建震天動地之業，不凝滯於己見、物見，而權衡在心，屈信因時，隨大勢為轉移交化焉，發揮焉，以盡其務而底於成。故其始也，變法蒙難，任維新之先覺，其繼也，倒袁討張，成革命之元勳；指揮若定，大功不居，退隱折津，杜門著述，雅懷高致，操、莽之軍閥曾不得而汙之焉。文學雖其餘事，而整理國故，扶大雅之輪；揚抑古人，秉陽秋之筆。《飲冰》一集，萬本萬遍，傳誦國人，雅俗共賞，得其餘瀝以弋鴻名而張騷壇者，比比皆是也。痛斯人之難再，嗟舉也世皆疳!
從某種意義上說，對一個死者的評價要真實得多，因為活著的發表意見的人可以少很多顧慮，當然那些專門欺負死者，往別人棺材上潑糞的政治無賴們不在此列。
悼念死者的真意是悼其人而追其魂。
有時候，這種悼念是並非刻意安排的，是不經意的發現了梁啟超的痕跡，鉤沉近代史的袞袞諸公，誰能繞得開梁啟超?
正如北京大學的夏曉虹在《覺世與傳世》中所言：在晚清文壇上，梁啟超首開風氣，用明確、極端的語言強調文學變革的必要性，呼喚“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而這一切，又是基於文學尤其是小說在改良群治中有決定作用的理解，並以此為核心，形成了他的“文學救國”思想；更推而廣之，使之成為晚清文學改良運動的理論支柱，促進了這個運動的形成與全麵展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梁啟超的聲音籠罩了整個近代文學界，其回聲既廣且長。
真實的曆史告訴我們：以康梁開始，後來又由梁啟超獨舉大旗的晚清文學改良運動，不僅演化成了摧毀清朝統治從而也是結束中國漫長封建社會的主要思想力量，而且也是五四運動的前奏。錢基博寫於1930年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說：迄今六十歲以下三十歲以上之士大夫，論政持學，殆無不為之默化潛移者!可以想見啟超文學感化力之偉大焉!循此線索，我們再看看別的一些人物是怎麼看待梁啟超的。曹聚仁在《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中稱：
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寫道：這一年之中(1904年)，我們都經曆了思想上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為“新人物”了。二哥給我的一大籃子的“新書”，其中很多是梁啟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這時代是梁先生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郭沫若的《少年時代》中說：平心而論，梁任公的地位在當時確是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讚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
“國民性改造”、“為人生的藝術”等“五四”以後新青年們口號的提出，包括鄒容在《革命軍》中強調的“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及“以進為中國之國民”等等，都有著梁啟超思想的影子，或者說是由《新民說》的啟發而發展的。
魯迅主張啟蒙運動“首在立人”，1925年3月，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周作人在《關於魯迅之二》中記述了魯迅讀梁啟超編《新小說》後為之大受影響的往事。魯迅的棄醫從文，想從文藝人手影響或改變國民精神乃至提倡科學小說，無不閃爍出梁啟超思想的光芒。
周作人更明確地以親身經曆指證，“為人生的藝術”，即是梁啟超“文學救國”的延伸：
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當初讀了的確很有影響，雖然對於小說之性質與種類，後來意思稍稍改變，大抵由科學或政治的小說轉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不過，這隻是不看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麼變更，即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後來的熟語來說，可以說是屬於為人生的藝術這一派的。
梁啟超克己省身，待人寬容、講求恕道，無論對曾經愛他提攜他後來又罵他甚至動手打他的其師康有為，或是朋輩中人，總是寧肯人負我，不肯我負人。但梁啟超一生多變，屢屢為人攻擊。即如五四文學革命興起，國內的舊派人物如章士釗等火急火燎地等待梁啟超歐遊歸來與新文學作殊死之戰，哪知道梁啟超卻用白話寫了《歐遊心影錄》，使舊派和新派的人都驚得說不出話來。震驚過後，章士釗拍案大罵“梁任公獻媚小生，從風而靡”矣!
梁任公泉下有知可以自慰的是，關於他屢被詬病的“善變”、“屢變”、“反複無常”等等，卻由鄭振鐸在《中國文學論集》中一辨是非了：
他(指梁)如頑執不變，便早巳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貢獻與勞跡也許要等於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
章士釗罵梁啟超，其實也是一時糊塗，後來他周旋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並且一度曾是中南海裏毛澤東的座上客，不是也得變嗎?
青年毛澤東的心目中，梁啟超是一個偉人。
毛澤東曾學梁啟超的“任公”的號而取筆名“子任”。毛澤東閱過的部分《新民叢報》現存於韶山紀念館，對《新民說》等一些文章不僅認真鑽研而且寫有批注，對“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的格言大為賞識。毛澤東在進入長沙湘鄉駐省中學堂後，曾向社會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