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梁漱溟與心理學本土化
美國心理學家G．A．金布爾的研究曾經尖銳地指出，心理學中存在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種文化的分裂。許多心理學家都對此表示認同的態度。E．G．波林曾把獨立之前的心理學比為無家可歸的流浪兒，而實質上，獨立之後的心理學在科學大家族中的地位也一直岌岌可危。著名心理學家潘菽直言不諱地表示，心理學發展到現在，“分支越來越多，主幹卻看不清楚而有趨於消失之勢。心理學作為一門學科有被分解的危險”。心理學的學科危機主要是其盲目模仿自然科學所致。心理學研究的對象是人不是物，在人類知識的科學體係中，大約有2500多門學科，而在眾多的以人為對象的學科中，心理學是最為顯要的一門。原蘇聯科學分類學家凱達洛夫等把心理學定位於他們繪製的“科學三角形”的中心，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分別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作為一門綜合科學，純粹走自然科學之路是難以行得通的，而且，心理學所崇拜的西方科學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科學。首先，由於西方二元論哲學的傳統，西方科學誕生伊始就以排斥人性為發展的前提。其次，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的影響，科學被注入了唯利是圖的興奮劑，走上了背叛人文精神的不歸之路。19世紀西方哲學家悲歎“人死了”，就預言了人文精神的危機。最後，由於機械論思想的影響，西方科學所理解的人性也是支離破碎的，沒有人之尊嚴的人性。
受人文精神淪喪的影響，在心理學的視野裏也產生了一些不和諧的悖論：如果它是人性的就不是科學的，如果它是科學的就不是人性的；它在科學的路上進步愈大，它離人性就愈遠。心理學目前所形成的認知心理學與人本心理學的對峙就是有力的證明。西方心理學無力解決自己的問題，因為病因不在心理學內部，而在其母體文化之中。因此，心理學必須從與西方文化異質的其他文化中尋找補益，以克服其先天不足，最終成為科學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現代心理學發展史上所出現的一些著名心理學家如榮格、馬斯洛等，都曾吸取過東方文化的豐富營養。這也從另一方麵啟示我們，現代的心理學大師都必須精通東西方文化，現代心理學必須從單一的西方文化背景中跳出來，以廣博的胸懷兼收並蓄世界其他文化的精華。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著名心理學家潘菽教授就頗有預見地指出：“就世界心理學的發展情況看，世界心理學顯然已走到要‘拐彎’的時候。”即必須向其他文化主要是東方文化吸取精華，以改變自己的“貧血##狀態。心理學的中國化，是指起源於西方文化的現代心理學通過向中國文化汲取思想精華，從而克服其西方化背景所帶來的弊端，走上健康發展的科學之路。
換句話說，無論心理學是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其最終目的都是要實現心理學的科學化。那麼，應該如何實現心理學的中國化呢？“心理學的中國化，要求我們以辯證唯物論作為心理學的方法論的理論基礎，要求我們進行中國人心理實驗研究，要求有符合中國國情的心理量表和研究方法，要求繼承和發揚祖國心理學的優秀遺產，也要求我們學習和借鑒歐美蘇俄等外國心理學中一切有益的東西。”’
關於心理學中國化方麵的研究，自科學心理學傳人中國開始就一直未曾停止過自己前行的腳步。而開現代心理學中國化之先河的當數梁漱溟、蔡元培、陳大齊等。他們對心理學中國化方麵的貢獻可以用“各有千秋”來加以概括，但是起步卻大抵上都是20世紀20年代。尤其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梁漱溟無論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上都與蔡元培和陳大齊有著明顯的差異。
蔡元培先生在中國現代心理學史上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在留德期間，以馮特（w．Wundt，1832—1920）為師，比較係統地學習了心理學課程，尤其是對實驗心理學表現了濃厚興趣，先後三遍聽馮特講授心理實驗學；回國後在北京大學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和第一個心理學研究所。二是重視心理學在教育中的應用。三是主張用西方科學方法整理中國舊學，“必須得領會西洋科學的精神，而後用它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才能發生一種新義”。
陳大齊先生則在心理學方法論的闡述上有自己精辟的見解。他在論述心理學獨特的研究方法時認為主要有三種方法，即內省（Introspection）、外觀（Obsenration）和實驗（Experiment），並且進一步強調實驗法是當代心理學的普遍方法，“故廣而言之，一切心理學莫非是實驗的心理學”。他還率先在我國進行了心理調查研究，采用問卷法於1918—1919年間開展了“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識之調查”的研究，對我國早期心理學也有著開創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