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人生觀方麵的潛移默化作用
梁濟對梁漱溟的影響還體現在他對人生和社會的理解和看法上。在梁漱溟自己看來，其早年的人生思想是功利主義的，認為人生就是要“去苦，就樂，趨利，避害”。他說：“是非善惡者，社會之惡名，從其取舍標誌有所尚與所恥，而離開利害得失又何有取舍恥尚乎？”梁漱溟認為盡管當時自己並沒有聽說過西方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等功利派思想，但他的思想實質是與西方功利派不期而遇、幾近雷同的。梁漱溟自稱其思想內涵有西洋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成分，是來自於他的父親梁濟。
吾父是一個秉性篤實的人，而不是一個天資高明的人……他與母親一樣天生忠厚；隻是他用心周匝細密，又磨煉於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較能幹許多。他心裏相當精明，但卻很少見之於行事。他最不可及處，是意趣超俗，不肯隨俗流轉，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
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視學問。前人所說“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的話，正好點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親影響，也就是這麼一路（尚俠、認真、不超脫）。
作為父親，梁濟給予梁漱溟的影響最重要的就是對於國家和社會的道德使命感，同時還有一點我們切不可大意略過的就是功利主義的思想。按照梁漱溟對梁濟思想傾向的評說，梁濟是一個讀儒經尊孔孟的人。但是，他平素十分強調經世致用，看不起那些“讀死書”之輩，認為中國積弱就是因為腐儒所誤，堅持不渝以“務實”兩字作為衡量所有事物的標準。
最可怪者，先父之思想，實與西洋思想相近。他實在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他時時持一個標準，而依此標準評論一切。他所持有之標準，即是“有用處”三字。
先父思想之所以如此者……主張務實不務虛之故。惟其如此，故不令我讀經書而使我入學堂也。
當然，梁漱溟的功利主義思想日後隨著他視野的開闊，以及哲學興趣的發生，也有了一定的嬗變。正是對哲學的留意，成了先生以後思想轉變的始動因素。
（五）人格的感化
梁漱溟人格的形成與思想的沿革，受父親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在那個時代沒有人能像其父那樣，用信任甚至是放任的方式對待子女。梁漱溟認為正是這種“放任中的信任”對他的幫助最大。先生在《朝話》中解釋：“大概是先父看到了這一點：這孩子雖然是執拗錯誤，但對自己頗有自愛要強的意思，現在雖錯，將來可‘對’，這‘對’可容他去找，現在不要幹涉。先父的意思，恐怕就是這樣。”因此，內心世界被深深地鐫刻上儒家思想烙印的梁濟，居然對作為中學生的梁漱溟在那個時局動蕩的年代裏與革命黨人交往，雖不讚同，卻也不加幹涉，實屬難能可貴。梁漱溟畢生自信而執拗，處處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處理解決問題，使其言行符合內心理性的風格，與其父有意無意的不言之教是分不開的。
在平時生活上，梁漱溟與其父親一樣，嚴格要求自己，力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內在精神和外部行為均無瑕無疵的道德完人。而父親正是他人格形成的原始模本。民國初年，國蹙財匱，民不聊生，而官吏卻要求增加薪俸，政府竟然頒文實行。身為民政部小職員的梁濟竭力反對，甚至抗領工資，並最後決定辭去官職。
對於梁濟晚年思想趨於保守，梁漱溟從他的精神內涵上給予了非常合理的注解：
當40歲時，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過人的精神便顯起效用來；於甚少的機會中追求出機會，攝取了知識，構成了思想，發動了誌氣，所以有那一番積極的作用；在那時代便是維新家。到了60歲時，精神安能如昔？知識的攝取力先減了，思想的構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遺留，沒有那方興未艾的創造。而外界的變遷卻一日千裏起來。
於是乎就落後為舊人物了。
梁濟一生步履踉蹌，曲折跌宕，最終以自沉靜業湖的方式為道德獻身，替理想赴死，成就自己的道德完人形象。我們排除他思想上的委靡和行為上的退縮，還可覓得見梁濟剛正不阿、抗爭濁世的道德意念。梁漱溟認為，自己不依賴別人自主自律的性情，以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都與早年自己所受的教育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