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自學應當就是一個人整個生命的向上自強，要緊在生活中有自覺。單是求知識，卻不足以盡自學之事。在整個生命向上自強之中，可以包括求知識……它不是一種目的。有智慧識見發出來，就是生命向上自強之效驗，就是善學。假如求知識以致廢寢忘食，身體精神不健全，甚至所知愈多頭腦愈昏，就不得為善學。有人說“活到老，學到老”一句話，這觀念最正確。這個“學”顯然是自學，同時這個“學”顯然就是在說一切做人做事而不止於求些知識。
自學最要緊是在生活中有自覺。讀書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卻是照顧自己身體而如何善用它。
梁漱溟把“學”、“問”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認為學習知識隻是過程，不是目的。學習的目的應是能根據學習的東西，在健康體魄的支持下，去“做人做事”。可能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梁漱溟才不可能在佛道上走得更遠，信奉儒家麵對現實生活，是他的必然選擇。
四、梁漱溟的心思曆程
梁漱溟的一生經曆坎坷，富有傳奇色彩。他6歲啟蒙讀書，卻還不會穿襪子；小學時分別於兩度家塾和4所小學求學，卻未讀四書五經，學的隻是ABcD之類；隻有中學文憑，卻在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在城市喧囂聲中長成，卻熱衷於偏遠鄉村的建設；一生精於研究儒家學說和中國文化，卻念念不忘佛家思想，如此等等。所有這些都充分激活了我們的探求欲，牽引著我們對先生的心思曆程孜孜以求。
梁漱溟的早年思想經曆了幾次重大的轉變，而每次轉變都是由人生所遇見的問題引發。他說：“我常常說我一生思想轉變大致可分為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這一路。從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後來折返到古印度人的世界，是第二期。從印度出世思想後來又轉歸到中國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
（一）早期的功利派思想與近代西洋功利主義
同符大約從十幾歲開始用心思起，到20歲左右止，梁漱溟所關注的問題的核心，是如何救治社會流弊。此時，先生所關注的社會問題並沒有與民族問題、中國問題相聯係，是一般性的人類社會的出路問題，這主要是受其父親的功利思想影響。囿於這一思想，梁漱溟看待問題的眼界總遊離於成敗得失之間，以功利作為價值判斷和是非得失的標準。於是，受此影響，他對社會問題的判斷也幾經變遷，徘徊不定。起初，他認同梁啟超、康有為的“君主立憲”，但不久便同情和傾向於革命，以他的“社會主義##來救治時弊。雖然，梁漱溟一度幾乎是“激進於社會主義”，認為當時人們所提出的種種救國方略“事屬過去，其方興未艾者，獨社會主義耳”。但是，他的社會主義熱情並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民國初年，社會黨黨魁江亢虎等人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到處招搖撞騙，激起了梁漱溟對其投機主義心理的憎惡，使他“對社會主義隔膜了”。
梁漱溟親眼目睹了辛亥革命果實被少數軍閥竊取，而且他們潮起潮落、走馬燈似的操持政府的權力，使得社會變得越發嚴酷、秩序更為混亂。他深陷困境，感到原先的功利主義價值觀不足以評定紛繁複雜的社會現實，精神世界出現了嚴重危機，兩度自殺未果。
梁漱溟後來對這一思想進行了反省，認為這是一種褊狹的見解。就其一個人的思想形成與發展而言，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就先生本人而論，這並非理智的選擇，而是當時文化氛圍和生活環境、家庭教育等因素的影響所致。父親的言傳身教鑄成了他評判事物的潛在標準，而社會態勢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潛在意識。近代以來的救國呼聲、西方文化的衝擊與傳播、亡國滅族的空前危急、宋明以來空乏學風所導致的種種流弊，都引導著自覺不自覺地走上功利主義的道路。
（二）皈依佛學、潛心佛法是其自覺選擇
梁漱溟在解釋功利主義價值觀在其內心失落，並使他轉入佛學時強調了三點原因：“第一，感情真摯易多感傷感觸，佛家所謂煩惱重；第二，事功派的誇大心理易反動而消極；第三，用思太過，不知自休，以致神經衰而神經過敏。但在主觀上則有一套理論，持之甚堅且確。因為發生厭世思想，則根本否認人生，更不講實利。”這種解釋是符合梁漱溟的思想實際的。遇事總要認真對待的梁漱溟，對所有問題都要用心思加以解決，問題愈複雜，他用心就愈過、愈苦。一旦遇見內心已有的思維模式和價值體係解決不了的複雜問題，就會導致精神結構失衡乃至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