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我認同的危機，人格自戀的傾向
梁漱溟青年時曾有過兩次自殺，這兩次自殺反映了其所麵臨的同一性危機。
1912年，梁啟超在發表的《國性論》中這樣寫道：中國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在其國民性基礎上恢複其傳統的道德規範。沒有一個共同的是非標準，任何組織（家庭、村落或民族）都會陷入分裂、混亂。沒有它自己的民族精華——在幾千年當中形成的寶貴的統一體——中國就將滅亡。在梁啟超這種理論的影響下，梁漱溟的父親梁濟開始了設計自己最終踏上自沉靜業湖之路的道德理由。而與此同時，梁漱溟卻遠在南京悄然滋生了自殺的念頭。梁漱溟的自殺不像父親那樣內隱著“崇高”的動機，隻是出於一種自己也無法解釋清楚的內心的心理壓力。在民國初年，梁漱溟一直從事政治和新聞工作，並常常處在不斷增長的精神壓力之中，以致自始至終處在瀕臨自我毀滅的邊緣上。他在《我的自學小史》中描述在《民國報》當記者期間的感受時這樣寫道：
在此期間，接觸最多者當然在政治方麵。此前在中學讀書時，便夢想議會政治，逢著資政院開會，必輾轉懇托介紹旁聽。現在是新聞記者，持有長期旁聽證，所有民元臨時參議院民二國會的兩院，幾乎無日不出入其間了。此外若同盟會本部和改組後的國民黨本部，若國務院等處，亦是我蹤跡最密的所在。還有共和建設討論會（民主黨之前身）和民主黨（進步黨的前身）的地方，我亦常去。當時議會內黨派的離合，國務院的改組，袁世凱的許多操作運用，皆映於吾目而了了於我心。許多政治上的人物，他不熟悉我，我卻熟悉他。
梁漱溟所親眼目睹的政治生活上的醜惡現象，於他早年所“思”的政治理想反差太大。而作為一名涉世不深、對未來充滿想象的熱血青年，在1911年秋爆發了武昌起義、立憲夢隨之破滅的情形下，在苦悶與失望的同時，梁漱溟“對於自己非常的悲觀”。
在此期間內，讀書少而活動多，書本上的知識未見長進，而以為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不盡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卑鄙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
正是這種“厭倦和憎惡”，使梁漱溟在1912年前後兩度自殺，並最終由“人世”轉變為“出世”的思想，希望通過隱居和潛心佛法，從佛家的自我療法中求得精神痛苦的解脫。梁漱溟本人在他的以後的生活中，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及過這一段精神錯亂的時期，而且對此敘述和解釋總是不盡相同。眾所周知，梁漱溟的生活背景是異常複雜的，對其個性的產生有決定作用的中心事件也是在不斷變更的，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這些解釋都是有道理的。
青少年時期的梁漱溟性情孤傲，頗為狂妄，總想做一個大偉人，有一種異乎尋常的理想自我。由對理想與現實之間分野的感知，最終導致了同一性危機，引發了自殺行動。1912年冬，為考留學生，住宿繁華的南京下關，梁漱溟心中突生極度煩惱，二度自殺，幸虧同伴及時趕回救了下來。這次自殺事件成了梁漱溟一生的重要轉折點，即由此折入佛家一路。然而，三年的閉門“思佛”並未能為他解決這場危機。梁漱溟在深入研讀佛學的同時，也在朋友的推薦下，讀了包括達爾文、叔本華、穆勒、赫胥黎、康德、斯賓塞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1915年，他在《甲寅》第10號上發表了批評章太炎佛學觀點的文章《佛理》，而讓他以佛學學者聞名遐邇的是他在1916年《東方雜誌》第5—7號上的《究元決疑論》。此文後來被從歐洲歸來接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途經上海時看見，並當麵邀請先生去北京大學的講台上講授印度哲學。此時正值南北軍閥紛爭之時，梁漱溟也第一次耳聞目睹了軍閥混戰給社會經濟和人們生活帶來的重大損失，再一次回到北京，他洋洋灑灑寫下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