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使命、安危自有天命”的極度自信與極端的自我看重除了對心目中理想人物的自居作用使然外，也正是自戀型人格的一種典型表現。自戀者往往對批評十分敏感，這種敏感可能用否定任何一次批評的有效性或者通過生氣、沮喪反應來表達，而不論批評是否正確。梁漱溟自小體弱多病，這使得他對自身的健康狀況極為關注，在他寫給親友、家人的356封信中，就有80次之多提到自己的身體狀況。梁氏長期存在睡眠障礙，直到80歲後才得以解除。此外，從梁漱溟的日記、講演、兩次自殺事件可看出梁氏易煩惱、易激動的情緒症狀。總之，根據文獻資料我們可以發現梁漱溟患有神經衰弱症。梁漱溟的第一次婚姻是無愛的婚姻。他與原配夫人黃氏第一次見麵時，梁漱溟就覺得“凡女子可以引動男子之點，在她可說全沒有”。可就是這匆匆一麵，兩人就訂了婚。婚後梁漱溟有了“擇婚不注意後天條件之後悔意思”。因此14年後對於黃氏的逝世，梁漱溟不僅不感到悲傷，反而認為是一種解脫。他寫了一首“悼亡詩”：我和她結婚十多年，我不認識她，她也不認識我……現在她死了，死了也好；處在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時間思索，更多一些時間工作。梁漱溟自戀人格的形成從上述機體疾病、心理病理學和兩性之愛等方麵找到了可解釋之處，正是梁氏從小的體弱多病、神經衰弱以及愛的受阻和抑製使其灃煮力和能量折回自身，轉變為自戀。這種自戀表現出來的則是固執、獨特、極度自信，甚至狂妄的人格特征。
四、經世風範，濟民情懷
梁漱溟在1916年發表的《究元決疑論》是其叩開學術界大門的處女作，也是他早期佛家思想的集中顯現，是“折人佛家一路，專心佛典者四五年”後的一個階段性總結。自1917年開始，梁漱溟的“出世”思想受到了多方麵的挑戰，佛教信仰發生了動搖。盡管其折入儒家的原因很多，有進入北京大學、客觀環境改變的緣故，也有朋友問誌趣和精神的感染，更有在父親殉道之後對違逆父親的負疚感，而其中最重要的要數“吾曹欲出濟蒼生##的經世濟民情懷。
1917年，北京政局混亂，他離開政府，南下湖南衡山，一路上，他目睹了天下騷然，伏莽遍地，水旱頻聞，民不聊生。沿途見到軍紀極壞的北洋軍，以及農村生靈塗炭的景象，這使他觸目驚心。地獄般的人間，激發了他的悲憤之情，使他的思想產生轉折。回到北京，就寫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由此文終於確立了他前半生奮鬥的誌向。他在該文的結尾寫道：
吾曹不出，悉就死關；吾曹若出，都是活路。而吾曹果出，大局立轉，乃至易解決之事，乃必成功之事。今日之宇內更無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國之樞機者不在秉鈞之當局，而在吾曹。嗟呼！吾曹其興起！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這意向使他一生都以“我生有涯願無窮，心期填海力移山”自勵。這一意向使他以“我的思想是從實在的問題中來，結果必歸於實在的行動中去”成為其人生的態度。
梁漱溟在1932年出版了自1930年到1932年所發表的論文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這本書非常真切地表露了他的經世風範，他說：
悟得了什麼？並不曾懂得什麼多少新鮮的。隻是消除了懷疑的雲翳，透出了坦達的自信；於一向所懷疑而未能遽然否認者，現在斷然地否認它了；於一向之有所見而未敢自信者，現在斷然地自信它了！否認了什麼？否認了一切的西洋把戲，更不依戀！相信了什麼？相信了我們自有立國之道，更不虛怯！
梁漱溟在這裏所宣布的“覺悟”，表明了他在1921年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後，對中國政治經濟等社會領域問題思考的結果。由此可見，梁漱溟從社會角度思考中西文化問題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梁漱溟在其後進行了前後10年的鄉村建設工作，這一卓越的工作於1937年因“七七事變”已終止。而50年後，即1987年12月25日，梁漱溟應邀在中國現代哲學史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發言，這可能是他一生的告別演講，在整個演講中仍念茲在茲，可見最能凸現他經世濟民情懷的鄉村建設，才是他一生夢回縈繞的誌向，也顯現了他一生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