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產品的不斷豐富，所需無所不備，生產手段歸公，人人智力水平都得到充分發揮，最終實現平等。梁漱溟將問題的解決再次落實到理性問題。他認為，西方的近代化道路主要是依據階級分化和人性惡的觀念，建立法製社會和現代國家；而中國的情況與西方相比卻決不相同，既不能走分化之路，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製國家，此時“隻有盡可能喚起人們的理性——從狹義的到廣義的——使各方麵自己有點節製”。而由誰來喚起人們的理性呢？在梁漱溟看來，士人，即知識分子階層既能夠對君主時常警覺規諫，以“王者師”的資格要求其約束自己、體恤民心，又能夠對民眾時常教訓，啟發他們忠君敬長、敦厚情誼、各安本分，從而喚起君民雙方的理性，指點雙方各自走自己最合算、最穩妥的路。這樣不僅適合雙方的需要，而且避免彼此間的衝突，保證了社會的穩定。當然，梁也深知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有一種“散漫”不合作的劣根性，在此他強調知識分子的作用顯然是寄理想於他們的“群體覺醒”。梁漱溟認定中國文化傳統的最大特點乃“理性早啟，智慧早熟”，而西方恰恰相反，“長於理智而短於理性”。
四、“尚情”：儒家心性觀與柏格森生命哲學的交點
“尚情”即崇尚真情、情理，講究真情實感，堅持“主觀的情感”而不是“客觀的道理”。梁漱溟提出了“尚情”的理想人格，其真實意旨在於解決“五四”時期國人的“意義危機”，幫助當時的青年從煩悶的人生問題中解脫出來。在“尚情”說中，既可以看到泰州學派王艮父子的影響，又不難發現柏格森生命哲學的成分，充分體現了儒家心性學說與柏格森生命哲學相結合的特點。
“尚情”說的提出在“五四”時期，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大量湧入，打破了中國人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傳統世界觀和人生觀，加之西方文化危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中國人“意義危機”十分嚴重。許多人紛紛遁人佛門以求精神解脫，有的人甚至走上自殺之路。此時的梁漱溟在內心的焦灼與彷徨中，苦思冥想試圖通過對孔子生命哲學的提倡，尤其是對陸王人生態度的倡導，反對西方唯科學主義對人的本質的片麵理解，尋求人的生存意義和幸福的終極價值，找回失去了的安身立命之所，解決“意義危機”問題。他認為“人生空虛無聊”、“人生究竟有何意義”這類問題，既可以叫人退縮、消極避世，也可以令人峰回路轉、重新開拓生命的意義。而在他看來，宋明儒學就具有令青年樹立重新探求生命意義的人生哲學。
“生活就是指沒盡的意欲”。梁漱溟特別指出，此一“意欲”略同於叔本華的“意誌”。叔本華的唯意誌論認為，生物最珍惜的就是生命，最重要的就是求得生存。作為萬物之源的“生存意誌”是世界的本原和基礎，世界隻不過是它的表象。梁漱溟接受了這一觀點，認為意欲是世界的本原，意欲要求的方向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形式。因此，改變一個社會的形態，隻有改變人的“意欲”、“態度”，才可以從根本上達到改變社會的目的。由此可見，梁漱溟的唯意誌論與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唯意誌論不同，梁漱溟的唯意誌論最後得出了樂觀的結論。，在叔本華看來，人生是痛苦的，因為人生是由意誌即欲望所支配的。而欲望是永遠不會滿足的，是無窮無盡的。當一種欲望得到滿足時，新的欲望就會隨之而起，結果仍然是得不到滿足的痛苦。從另一方麵說，如果欲望得到了完全的滿足，隨之而來的隻能是空虛和孤寂，而這又是另一種痛苦。因此，解決痛苦的方法隻能是否定生命，消除欲望，進入無我之境，最後達到佛教的涅架境界，乃至毀滅人類。叔本華所描述的悲觀主義，正好符合梁漱溟所說第一條路的文化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梁漱溟曾多次指出，西方文化的路走到極端便會產生對人類本性的扼殺，但這種結果並非欲望本身的過錯，而隻是選擇的方向錯了。所以，解決的方法不是叔本華所說的否定生命、否定欲望，而是順從人類的自然本性，調整意欲要求的方向，從向外追逐以滿足欲望轉變為向內求得主觀情感上的自我滿足。唯有如此，才能把人類從精神痛苦中解脫出來。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主觀上的滿足感，它可以使人在感情上得到一種慰藉。快樂或幸福都是人在情感方麵的自我滿足，而不是有所享受於外。於是，他提出了“尚情”的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