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形而上學使自己擺脫了為實際的使用效果服務的責任,它就可以無限地擴大其研究領域。它與科學比較時,在效用性和精確性上可能的喪失將會在範圍和廣度上得到補償。……形而上學的研究無論如何是始於同實在的連續性和可能性相接觸,而這種接觸能夠具有驚人的使用價值。
由此可見,柏格森形而上學的直覺主義認識方法,本質上依然是一種科學的方法、一種認識客觀世界的方法。柏格森所要做的,是從他的直覺中引出科學的認識方法。在這樣的目的下,直覺“既使形而上學成為一種實證科學,同時它又使真正的實證科學能意識到它們的真正範圍遠比它們所想象的要太。它會使科學愈來愈成為形而上學,使形而上學愈來愈成為科學”。
梁漱溟對柏格森直覺認識並沒有走出科學認識一途,也給予了肯定。而梁漱溟自己認為,直覺既是認識生命的唯一方法,又是一種體驗精神文化生活的實踐方法,是對價值的追求。與柏格森“使人們置身於對象之內”的直覺認識不同,梁漱溟認為直覺是一種“本能的得到”,是一種內心體悟。他批評柏格森的直覺主義說:“西方無論哪一家哲學”都是帶有科學性質的哲學,“純乎科學性格的羅素固然是,即反科學派的柏格森也的的確確從科學來,不能說他不是因科學而成的哲學”。梁漱溟雖然從認識形式上受柏格森的影響,但是在直覺認識的功能上卻不同意柏格森的看法。他認為,直覺認識的對象不是外在世界的本體,而是人的主觀感情。盡管兩人皆以生命作為直覺的認識對象,然而,在柏格森的哲學裏,生命是現象背後的本體和本源;而在梁漱溟看來,生命既非宇宙本體,也不是現象,生命隻是一種主觀感受。
梁漱溟以生命哲學來詮釋儒學,從而使惶惑中的國人繼續保持著儒學存續於現今,並活躍於未來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信心。
然而,梁漱溟絕不是因循守舊之輩,他著力於從西洋哲學中尋求可資利用的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充實到儒家哲學中,廓清孔子儒學的真精神,從而開啟了現代新儒學“援西學入儒”的先河。
而在所有的西洋哲學中,梁漱溟隻對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情有獨鍾。
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將人類生命現象神秘化,將生命實在的運動變化絕對化,突出生命衝動和意識延綿的創造性和隨意性,把生命實在與由生命派生出來的物質存在對立起來,蔑視科學理性,貶抑物質生活,高揚生命主體的創造性。其尚變的特征,與中國儒家剛健精進、自強不息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相契合;其關於生命超越物質以求人類精神自由向上的觀點,與儒道清心寡欲以求精神獨立的人格理想相雷同。在這種生命哲學的導引下,梁漱溟重新詮釋孔子儒學,確立了在生命本體的基礎上,強化直覺體悟,追求健動自主的人生境界,從而生命化了儒學,直覺化了道德,為在現代文明中的現代人找尋了安身棲息之所,使傳統儒學獲得了新生。
梁漱溟高揚生命的意義,用生命哲學這一具有濃厚的非理性色彩的人本主義思想來詮釋孔子儒學,援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來梳理儒學經脈。在梁漱溟看來,正是孔子儒學的這種生命哲學,使得中國人養成了將自身與自然融為一體、樂在其中的人生態度,孕育了一種既不放縱物質欲望,又不壓抑內心情感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