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堅持人性隻能是善的一元論，而不可能是善惡的多元論。在他看來，善是活，是自由；惡是死，不是自由。他說：“可欲之謂善，可鄙之謂惡。所有的善——可愛的活動是從何而來？……但說性善，並不妨礙人之有惡事。即使一個好人都沒有，性還是善。因本來是傾向，故不妨礙後來的事實。以前的人，不知道他是一個傾向，總喜歡作一個呆定的東西看，故總說不通。說孟子講性善，是善的～元論。但惡從何來，則又將主張善惡二元論矣。根本不知道宇宙人生本來隻是傾向與變化。”梁漱溟從生命本性看待人性善惡問題，指出了人性的本質特征是具有向善的可能性，並依據生命哲學對儒學追求人性向善的理想進行全新層麵上的詮釋，為他探索人生向善和社會至善的途徑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梁漱溟看來，作為高級智慧生命的人，區別於一般動物之處，不僅在於具有人性，更是因為具有人心。他說：“人之所以為人在其心”，“何為心？心非一物也。其義則主宰之義也。
主謂主動，宰謂宰製。對物而言，則日宰製；從自體言之，則日主動。其實一義也”。因此，人之人心，不僅能夠認識客觀外部世界，而且能夠體認自身的內在本性，形成思想智慧和精神意識，從而支配人自身的心理活動和外部行為。而人心的這種特性源於人的生命本性。梁漱溟說：“蓋從廣義以言心，心與生命同義，有身即有心。”而從狹義言心，則為人所特有的智慧精神。梁漱溟認為，人心是人所特有的心理精神活動，具有三個顯著特點：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人類心理的發展也具有本能、理智和理性三個層次。我們不難看出，在梁漱溟那裏，本能、理智和理性分別代表著人心的不同內涵和意境。他認為，本能使人保持生命的衝動，理智使人能夠認識物理，理性使人能夠認識情理。其中，雖然理智和理性都是人類超越本能而冷靜下來的產物，但是，“隻有理性是主人，理智、本能、習慣皆工具”。如果本能和理智突出而理性泯滅，人與禽獸便無兩樣；隻有當本能和理智服從於理性，融合於理性之中，人才能真正體現出奮發向上的麵貌。
梁漱溟強調認識人心問題的目的，最終是為了解決人生問題。他將自己的心性理論落實到人的生活實踐，解決人生路向問題，這也是其心性論的最終旨歸。梁漱溟認為，人生需要解決三大問題：“一、人對物的問題；二、人對人的問題；三、人對自身生命的問題。”解決人生問題，必須發揮人的理性，他說：“今日科學發達，智慮日周，而人類顧有自己毀滅之虞，是行為問題，不是知識問題，是理陛問題，不是理智問題。”這是梁漱溟針對個體的人，如何以身從心、自覺向上，達到道德之真，保持人性本善與人生向善的思考。但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會的人，如何使社會至善從而使整個人類向善的方向發展，他也給予了相當的關注。梁漱溟明確反對陳獨秀等人提出的依靠刑罰的方法，而主張用禮樂來陶養人的性情，靠倫理來維係人際間的情感，對傳統儒家的主張既有所繼承又有所發展。“對大家所用統馭式的辦法，又似統馭動物一般。……現在這種法律下的共同過活是很用一個力量統合大家督迫著去做的，還是要人算賬的，人的心中都還是計較利害的，法律之所憑藉而樹立的，全都是利用大家的計較心去統馭大家。”他斷言這種“統馭式的法律在未來文化中根本不能存在”。他將人們的偷懶、好逸惡勞等反映人性惡的現象歸於心理原因，指出要從怎樣泯化改變這種心理處下手，不能走刑賞統馭的舊路。梁漱溟認為社會的穩定安寧，要“靠著尚情無我的心理”。“尚情無我”心理的培育關鍵是要在陶養人的性情上下工夫。陶養人性情隻有依靠禮樂，傳統儒家的禮樂可以起到西方宗教才能起到的對人的抑惡揚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