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履行仁道以求“安”
情感原則是孔子仁學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他以仁釋禮，認為作為統治秩序和社會規範的禮是以人性為基礎的，而這種人性的基礎就是人類本能的情感。他特別辨明禮樂尤其是禮是從外部對人的一種控製的偏見，認為禮不是一種外部的規範對人的強迫，禮的真正原始含義是“人情的自然要求，並不是人情外麵假的形式。凡是尋常的禮都是如此。這種動作都是我們情的表示，如分賓主、分長幼，都是情的自然要求”。正是基於禮不是強迫、被動，而是自然和主動的表示，梁漱溟對荀子在性惡論的基礎上提出的“禮是從外部對人有所限製”說法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人的耳目之欲、好利之心是人的正當生活需求，既不能看成是性惡論的根據，也不能看成是禮實行的根據。禮的根本在於表達人的彼此之間的情感，對人向善的作用不是由外而內的強迫過程，而是由內而外的自覺過程，是人們生命流動的自然結果，“禮便是指生命之恰到好處”，“禮者不是指儀節之禮，而為生命之禮”。也就是說，禮是情感調和、心情柔和的時候的自然行為。梁漱溟同樣將人性定在本能情感之上，他認為，孔子所說的“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覺。“我們人的生活便是流行之體，他自然走那最對、最妥帖、最適當的路。”這裏所言的“最好、最妥帖、最適當”的路就是直覺的路，也就是孑L子所謂的“仁”。梁漱溟用“心安”來解釋“仁”，認為“這個‘仁’就完全要在那‘安’字上求之”。在他看來，儒家所謂性善，實際上就是情善。隻要是順著自然流行，情與欲皆善。總之，“求仁”也就求得情感上的安慰、心靈上的寧靜，“尚情”就是履行仁道的最佳途徑。
（三）回頭認取自身活動以求“樂”
由於把“意欲”視為產生空虛、困惑和痛苦的根源，梁漱溟主張抑製“意欲”。因此，他反對向外用力，反對那種什麼都要算賬的功利主義人生觀，還把“不計較利害”說成是孔子唯一的態度，主張一切都不要計較利害得失，否則就是違仁、失中、傷害生機。與此相聯係，他倡導陸王心學的向內用力、反身而誠的內省功夫，提倡從內心去追求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者，在精神不在物質。精神富足，可以補物質匱乏之偏；物質充裕，卻難以救精神荒疏之弊。所以，快樂與否不取決於物質生活條件，而取決於心靈是否安寧、平和。也就是說，不取決於你所享受的東西，而取決於你對自己所享受的東西如何看待。
梁漱溟認為，樂有兩個方麵的含義：其一是充滿音樂的生活，主要是指生活中充滿音樂是人的性情得到陶冶，是人處於一種生命的生機活潑的狀態；其二指一種樂觀的生活態度和心態，就是不為一時的生活困境所困，不為物役，保持坦蕩、樂觀、豁達的心態。他說：“西洋近百年來的經濟變遷，表麵非常富麗，而骨子裏其人苦痛甚深……雖然中國人的車不如西洋人的車，中國人的船不如西洋人的船……中國人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而中國人在物質上所享受的幸福，實在倒比西洋人多。”原因在於，西方人風馳電掣地向前追求，雖然所得甚多，卻從未從容享受，完全拋荒了自己，喪失了精神；而中國人以其自然融洽遊樂的人生態度，有一點就享受一點。禮樂的陶冶，使人置身於儒家一向推崇的“孔顏之樂”那樣的樂觀心境，使人自然向善。
他說：“故善不但是由自然，而實在非自然不行。隻能從活潑發出，從容自在，不能勉強一為斟酌損益，即不是也。”人的情感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心理，這種心理在梁漱溟看來是一種“直覺”。“直覺”原本是柏格森運用在認識領域的概念，梁漱溟先生對它進行了創造性的繼承和發揮，使之成為詮釋孔子心理學的重要範疇。
五、自覺、心靜、意識
梁漱溟指明自覺來源於“良知”、“獨知”的同時，又分別論述了自覺與心靜、自覺與意識之間的關係，以期通過自己的努力和闡發，建立中國傳統思想與現代心理科學之間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