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峽穀轉危為安，他肯定會說：‘是倫道夫、科羅、欣特、克拉克，還有所有的同事。’可這幾位先生都曾公開表示，正是因為他們的領袖有著百折不撓的決心，才使得他們永遠有工作的動力。”
我們應該知道，真正的大人物未必要時時追名逐利，他應該盡可能地讓他人有贏得名利的機會，至少他應與他人共享這種名利，這就是他贏得部下的支持與擁戴的最好的辦法。
事實上，這種策略是很常見的，可人們往往卻忽略了它!還有一些人因為不能抗拒名利的誘惑而犧牲手下的利益。
著名的聖路易斯城執行官威爾金森就提到過這種明顯的例證。他對斯圖爾特說：“現在，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位執行官，他總能在開理事會時提出一些新意見。對這些意見，他十分自負，還會為了我能采納這些意見而不懈地努力奮鬥。因為這些意見多數都很中肯實用，所以，我們也采用了許多。他便因此到處製造輿論，好像所有的功勞都是他自己的。
“可是，隨後我就發現，其實，這些意見幾乎都是他從下屬那兒得來的，而他從未為他的下屬表達過什麼。在知道事實的真相後，好些下屬十分憤怒。本來，他管轄的部門的紀律很好，就是因為這件事，那個部門被弄得一團糟。
“相反，如果這個執行官對我們說：‘昨天，比爾瓊斯提出了一個建議，我覺得特別好。現在，我就向大家彙報一下，請大會審議。我的下屬能為公司發展提出這麼好的建議，我為此而感到驕傲，能有這樣的下屬是我的莫大榮幸。’這樣就能做到皆大歡喜。”
這位執行官過於“自我膨脹”，從而導致了自己的失敗。有些人建立了十分嚴密的組織，最終取得了成功。無論他擔任何職，我們都能看到與那位執行官大不相同的結果。
米切爾是《生命》周刊的創立人和發行人。一次，馬森講起他的這位領袖時說：“他根本沒有虛榮心。他的鼓勵讓公司上下都能感覺到自身的重要性，而他總是在幕後指揮著一切。結果，在米切爾去世之後，公司上下都以為這家刊物能繼續辦下去。在他在世時，人們都沒有感覺到，實際上，是他一人獨立支撐刊物的運作的。
“我還記得，一次，他對我們的一個廣告員說，不僅廣告部十分重要，就連這名廣告員也是肩擔重任的。後來，我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認為，如果編輯目標不固定，廣告就幾乎為零。米切爾卻說，從廣告員的角度來說，他確實是十分偉大的，我們應該讓他有一種驕傲的感覺。”
有時，一名領袖竟然會讓他人擔當領導的頭銜，這是因為，他可以用這種辦法去彌補自身的一種局限。比如，英國政治家迪斯雷利將做總理時，就推舉了他人擔任黨的領袖。其實，他才是黨的真正的領袖，但他卻謹慎地做著任何事，甘做此人的助手，直到他逝世。他明白，他不如他人能更讓公眾歡迎。
一名真正的領袖不但要敬重他的部下，而且，當自己的部下犯了錯誤時，還應該主動替部下承受譴責。
南北戰爭時聯邦統帥李將軍是世人公認的軍事將領中的佼佼者。也許，沒有人更能像他一樣感化自己的部下，使之對自己忠誠不渝。軍事批評家們認為，李將軍有一種特殊的品格，即他敢於公開地將所有失敗都攬到自己身上，這是他的部下對他如此忠誠的主要原因。
但是，正像英國的一位名將說的那樣，任何人也沒有像李將軍那樣有可以推罪他人的好機會。比如，在維吉利的早期戰爭中，他的部將不能按照他的命令在適當的時機發起進攻，以致失去了取勝的良機。但李將軍總是絕口不提此事，他在寫給總統戴維斯的信中說： “如果當時沒有下雨，我想我們一定會取勝。”可是，他卻在私下裏承受著公眾狂風疾雨一樣的責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