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要是在中國，就是社會的事了，可能又要樹成一個典型。彼得肯定是打死也不當這種典型的，就像當年陳大齡害怕披紅戴花地跟講師團出發一樣，這完全是社會為了自己的需要把他們的真情實感拿出來搞笑。 至於我和周寧，大限來之前就決定各自飛了，為什麼大限一來，卻要他守著我呢？守在一起，又有什麼幸福呢？他守著，是迫於輿論，那他守得不開心；我被他守著，天天聽他牢騷滿腹，看他臉色，我也不開心。究竟誰開心？隻有社會開心，連輿論都懶得理你了，除非你不守了，輿論才跳出來指責你。 楊紅想起在網上看到的一篇論文，說一個社會，它的社會福利越差，它越強調家庭婚姻的穩固性和責任義務，它實際上是把很多社會的責任下放到家庭頭上去了，因為它不想讓每一個家庭把自己的成員扔到社會上去，由社會來管，因為它管不了。你家有人中風了，你自己把這事搞定，社會不會來幫你忙，你上班下班，做家務，侍候病人，累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搞，社會就要出來罵你了，說你不孝順，不仁義，不講親情，不道德，一直把你搞得臭不可聞，從道德上判了你的死刑才罷休。這基本上是幾千年的傳統，所以大家覺得天經地義，誰遇上了，誰自認倒黴。所以天天大講家庭的重要性，等你們自己消化矛盾，莫來找我社會的麻煩。 但楊紅聽海燕講過，說她媽媽移民加拿大後，曾經中風過一回，不僅所有醫療費用是免費的，連夥食也是免費的，從醫院回來後，搞社會福利的還專門派義工上門來為她媽媽洗澡翻身喂飯，派理療師上門來作理療，派護士上門來護理，照顧得很周到，使她妹妹不必待在家裏照顧母親而不能上班。這既能讓那些病人家屬安心上班，又增加就業量，還培養出一些有愛心的義工。 楊紅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床上很久，脾氣一天比一天壞，動輒發脾氣，看誰都不順眼。無論怎樣照顧她，她都是不滿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後是靠輸液來維持生命，她沒有公費醫療，都是自費，又從經濟上把一家人拖得焦頭爛額，但誰也沒辦法從這個苦難中解脫出來。不要說那時沒有安樂死，就是有，誰又忍心誰又敢提出讓她安樂死？當社會福利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一個人隻能希望自己不遇到這種災難，不然怎麼樣都是痛苦。但哪個家庭都有老人，那個家庭都可能有病人，誰都可能走到這一步。 她想，我還不如移民到加拿大去，那樣即使我有癌，我能動的時候自己照顧自己，不能動了，社會會照顧我，我不用拖累任何人，也就不用看任何人臉色。聽說加拿大對小孩的福利政策也很好，那即使我死了，周怡也不會流落街頭。如果社會能把這些事解決了，婚姻家庭就少一些責任義務，夫妻守在一起就更多的是因為愛情了。 她想到周寧的擔心，就覺得應該盡快把離婚的事辦了，不然等真的查出癌來，他周寧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就不敢離婚了，那會拖累了他，也把自己搞得不愉快。她馬上打了個電話給周寧，說你能不能找找你的熟人，把我們的離婚盡快地辦了？ “你這麼急？人找好了？等著出嫁了？”周寧嘲諷地說，“這回搞穩妥了啊，別搞得像上次陳大齡那事一樣，自己在那裏一廂情願的，別人可是一下鄉就沒氣了。” “這次不會，”楊紅說，“你出國的事也不會受影響的，入關時沒人查你的結婚證。” 11 楊紅不想把自己一個人關在臥室裏，因為那樣的話，海燕會認為她在擔心著急，那海燕也會著急的。她知道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