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求職路上，無心看風景
幾年前，我把畢業以後的所見所想、所得所失整理成了《讀大學，究竟讀什麼》，說白了就是想在我摔倒以後爬起來，為後來者豎塊牌子注明“此處危險”，不要讓後來者重蹈我的覆轍。我以為這本書付梓以後便可以放心地繼續趕我的路，可是，我錯了。這不是一個心願的終結，而是一件事情的開始。
這件事情可以表述為一次漫長的贖罪。
這幾年來，大學生的就業形勢日益嚴峻。很多個悲劇的身影成為了這個時代的縮影。在河北石家莊，一名23歲的女大學生因為求職不順而跳水自殺，留下了寫著“現實總是那麼殘酷”的幾本日記和孤老無依的老母親；在北京，一個失業接近半年的大學畢業生需要回家看望病重的父親，無能為力時，在車站搶劫4元現金和一瓶水；在浙江麗水，一名22歲的失業大學生沒錢吃飯，饑餓難耐，搶奪了路邊一位女子的拎包，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
每次看到這樣的新聞，我都想對大學生們大聲疾呼：你們不能失業，因為社會不能失去你們！同時，我也總會想起一個美國的案例來——一位母親為了給自己的孩子準備食物，在超市裏偷竊麵包。法官判決如下：她有罪。同樣，令一個母親饑寒交迫、不得不靠偷竊來養活孩子的社會也有罪，我們在座的諸位都有罪。判罰每人一美元，給那個偷竊的母親。
我不是法官，無權判罰任何人拿一元錢給那些因為走投無路而犯罪的大學生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我一己之力為這個有罪的社會贖罪。於是，我習慣了淩晨三點還在回複讀者的郵件，心想著我少睡幾分鍾，或許就能讓一個學弟或者學妹少走一段很長的彎路；於是，我接受了一所又一所高校的講座邀請，一次次放下繁忙的工作去與大學生交流，講座結束以後被學生們團團圍住的時候，我恨不得回答他們所有的問題，恨不得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他們。
於是，有了這本書：《求職，從大一開始》。
這是一個無法讓我滿意的書名。讓大學生從大一就開始把此後的四年定位於求職，這對我而言是一種心痛的無奈，對這個社會而言是一種可恥的悲哀。每當有人問我讀大學究竟為什麼，我知道最簡單的答案莫過於畢業後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可是，我說不出口。如果讀大學隻是為了一份工作，那麼，大學和技能培訓所還有什麼區別呢？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小貝諾·施密德特說：“作為教育要為社會服務的最早倡議者，我要說，我們千萬不能忘記大學的學院教育不是為了求職，而是為了生活。”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雷克·博克在《回歸大學之道》一書中更是列舉了幾個特別重要的大學教育目標：表達能力，批判性思維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公民意識，適應多元文化的素養，全球化素養……可是，當一個大學生在畢業以後連生計都成了問題，我又哪裏還有勇氣去跟他說什麼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公民意識？
這也是一個非常冒險的書名。之所以說是冒險，是因為大一的新生可能根本就不想看有“求職”二字的書，似乎求職還在遙遠的將來，大四的畢業生又不屑於翻開有“大一”二字的書，似乎大一已經過去很久了。於是，這本寫給所有大學生的書到頭來在任何一個年級的大學生那裏都不受歡迎，盡管它把從大一的職業規劃到大四的求職戰略與戰術都盡可能地覆蓋了。然而，我依然堅持這樣的冒險，因為談職業生涯規劃，談求職的核心競爭力，與大一、大二的學生談顯然比與大四的畢業生談更有意義。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渴掘井，毋寧未雨綢繆。與其等到畢業的時候羨慕身邊的同學一個個找到了滿意的工作，與其在求職的時候臨時抱佛腳，用一些投機取巧的雕蟲小技來掩蓋內在實力的蒼白，還不如從大一就開始好好規劃未來。
魏文王問名醫扁鵲：“你們家兄弟三人，都精於醫術，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鵲答：“長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再問：“那為什麼你最出名呢？”扁鵲答：“長兄治病，是治病於病情發作之前。由於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鏟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氣無法傳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於病情初起時。一般人以為他隻能治輕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氣隻及本鄉裏。而我是治病於病情嚴重之時。一般人都看到我在做穿針放血的大手術，所以以為我的醫術高明，名氣因此響遍全國。”
陸續有過很多出版社希望我寫一本關於求職技巧的書，專門談如何做簡曆、麵試時如何著裝之類的細節問題，我都一一拒絕了。他們都希望我去做扁鵲，而我卻選擇了做扁鵲的長兄。因為，作為一名企業主，我清楚地知道我在招聘的時候到底是基於什麼來決定對求職者的取舍。很多大學生天真地以為就算腹內草莽、不學無術，隻要把簡曆做得漂亮一點，西裝穿得筆挺一點，死記硬背幾個麵試題的標準答案，就可以討得麵試官的歡心了。這種想法實在是侮辱了用人單位的智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任何一個麵試官隻要跟求職者交談片刻，就可以準確地判斷出這個畢業生在四年當中究竟是在讀大學還是玩大學。也就是說，決定麵試結果的並不是麵試的那幾分鍾，而是整個大學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