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規劃篇：明確三種選擇 細節豈能決定成敗
“細節決定成敗”不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偽命題。讓韋小寶去走郭靖的路，或者讓郭靖去走韋小寶的路，任憑他們如何注重細節，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在中國，聽話的好孩子總是能夠討得家長和老師的喜歡，可是，人才市場上的招聘單位要挑選的並不是好孩子……定體則無，大體須有。將這八個字作為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原則是再貼切不過的了……
曾幾何時，《細節決定成敗》、《沒有任何借口》等企業管理方麵的圖書大紅大紫。我身邊的不少企業管理者曾將這些書人手一冊派發給員工，此後就經常用“沒有任何借口”之類的話來教導、訓斥他們。然而，這些管理者卻不曾翻看過那些書，他們需要的隻是這麼一個書名，用“沒有任何借口”之類的話作為訓斥員工、奴化管理的借口。
其實，任何有過真正企業管理、項目決策經驗的人都不難明白“細節決定成敗”不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偽命題。如果企業的管理者犯了決策上的錯誤，要求員工去實施一個壓根兒就沒有可行性的項目，不管員工多麼注重細節，這個項目也不可能成功。就好比一個人要從武漢去北京，可他沿著京廣線往南走，不管他邁出去的每一步是多麼優雅多麼注重細節，最終也是到不了北京的——除非他飄洋過海繞著地球走了一圈。
財務上一個小數點的偏差，或者是招待客戶時一個細微的失誤，都有可能讓一家企業瀕臨絕境，可是，所有這些案例都不過是證明細節能夠決定失敗，無法證明細節決定成功。注重細節對於成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可並不是決定性的。要想取得成功，首要的是注重戰略、找對發展方向。隻有在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前提下，細節才有意義。管理企業如此，規劃人生亦如此。讓韋小寶去走郭靖的路，或者讓郭靖去走韋小寶的路，任憑他們如何注重細節，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同樣的，如果一個大學生不能準確地找出就業難的根本原因，不能戰略性地把握職業生涯的發展方向，不管他端坐在圖書館自習是多麼投入，不管他參加社團活動是多麼積極，到頭來很可能是南轅北轍的無用功。
為什麼大學生就業難？
要談職業規劃，就不能不談談當前的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大學畢業生都是統一分配工作的，他們對於自己的職業生涯幾乎沒有任何自主掌控的空間。時至今日，大學畢業生成為了市場經濟中自由流通的勞動力商品，職業規劃完全成為了可能。同時，伴隨著大學生就業的難度越來越大，招聘會上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做好職業規劃、塑造核心競爭力又成為了必要。
大學生就業難已經成為了最受關注的社會焦點之一，關於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也早已眾說紛紜。最為千夫所指的原因大概算是1999年以來持續不斷的高校擴招了。我對大學擴招一直是頗有微詞的，教育產業化，將學生作為盈利的目標，將擴招作為創收的手段，這無疑是愚蠢至極的做法；大躍進式地擴大招生規模，卻不能同比例地擴充教育資源，同樣是對千萬學生極大的不負責任。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首任校長吉爾曼有句名言：“大學的榮譽應該取決於教師和學者總的品質，而不應取決於人數，更不取決於供他們使用的建築物。”很不幸，我們的高等教育偏偏背離了這樣的宗旨。然而，我們能不能將大學生就業難簡單地歸咎於高校擴招呢？
從理論上來說，隻要保證了高等教育的質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大，國民整體素質就越高，國家的綜合競爭力也就越強，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發達國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平均水平在1997年就達到了61.1%，而中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到2009年才達到24%。韓國的經濟之所能夠能夠迅速發展，可以從一組數據得到詮釋：1975年，韓國的大學入學率為10%；1995年，這一數據迅速提高到了50%；1997年，韓國大學升學率高達82%，超過了美、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轉變為大眾教育是經濟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大學生就業難，一個直觀的現象就是人才市場上供過於求，在這種時候，人們往往習慣於把原因歸結為供給過大，而不去考慮需求是否太小。相對韓國等國家通過振興教育來振興經濟的成功經驗而言，相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對人才的迫切需求而言，我們國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沒有理由受到太多的非難。過於倉促的大學擴招在客觀上確實是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原因，但並非最根本性的原因。況且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大學擴招讓一些原本高中畢業就將隱性失業的勞動力進入了大學，它隻是增加了大學畢業生的供應，而不是增加整個社會的勞動力供應。我們可以從很多個角度對高校擴招提出質疑，但是，把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全部歸結於此，卻實在無法經受深層次的推敲。
另一個被經常用來解釋大學生就業難的理由就是大學生不願意吃苦，不能轉變就業觀念，不願意去西部，不願意去基層，過於在乎用人單位的工資待遇、工作環境等因素。不可否認，確實有一些大學生在找工作的時候眼光太高、挑肥揀瘦，但這早已不是普遍現象，如果把這當成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對於大多數大學生來說，那就是“被不能吃苦”了。現在的大學生早已不把自己當成天之驕子了，要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大學生願意零工資就業。在任何一所高校的畢業生雙選會上，幾乎沒有一家用人單位不會收到厚厚一摞的求職簡曆。2002年我參加學校的雙選會時，發現所有的招聘單位——不管是甘肅某個小地方的國企，還是東莞某鎮的不知名電子公司——無不被應聘者擠得水泄不通。好些年以後的今天，這種場麵肯定有過之而無不及。
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所以，大學生向往高薪的工作、希望得到足夠的發展空間、盡可能去大城市發展，都是情理之中的。與其說大學生心高氣傲導致就業難，不如說是就業難導致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將自己低價傾銷。很多專家為了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都在不遺餘力地呼籲大學生轉變就業觀念，號召他們去西部、去基層。這種呼籲固然有一定的價值，但要想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大學生的就業問題，那無異於緣木求魚。
還有些人把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歸結為大學的專業設置、課程設置與社會實踐脫節，導致大學生沒法專業對口、學以致用，辛辛苦苦讀了幾年大學不過是學了屠龍之術。我們的高等教育在這些方麵確實存在不小的問題，但如果誰把這當成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他對高等教育的理解就還停留在上個世紀50年代機械模仿蘇聯式高等教育的階段，把大學簡單理解成了技能訓練所，把專業對口當成了大學生通往就業的唯一橋梁。按照這種思維，曆史、哲學、天體物理之類的專業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貢獻失業率。然而，正如我在《讀大學，究竟讀什麼》一書開篇之處所說，讀大學，讀的是一種創造性的思維方式，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思維能力。正因為如此，高等教育才有可能、有必要與社會現實天然地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不是為了高爾夫球場開設高爾夫專業、為了娛樂業開設桑拿按摩專業。我們的高等教育在課程設置等方麵確實需要做很多改進，但絕對不是說要亦步亦趨地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開設專業和課程。對於真正的高等教育而言，專業對口既無必要，也不現實，所以把這當成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顯然是不成立的。
還有些對於大學生就業難的解釋就更是不值一駁了。比如，有些人說大學生不好就業是因為缺乏工作經驗。如此牽強的解釋不是荒天下之大謬麼？這就好比說一個小學生之所以不知道新中國成立於何年何月，是因為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沒有去天安門廣場。要求一個應屆畢業生具備豐富的工作經驗，就像是要求一個21世紀的小學生親自參加了開國大典一樣不可理喻。確實有很多用人單位嫌棄應屆畢業生沒有工作經驗，可是，讓應屆畢業生為這些用人單位的偏見和錯誤承擔罵名，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
既然這麼多堂而皇之的理由都經不起推敲，那大學生就業難的症結究竟是什麼呢？
“中國製造”不等於“中國創造”
要談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本原因，不妨從我家附近的一家電子企業談起。這家公司擁有數千名員工、數萬平米廠房，主要為IBM等世界著名的幾大電腦廠商OEM電腦主板。OEM是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原始設備製造商）的縮寫，俗稱“貼牌”，指的是生產者不直接生產產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關鍵的核心技術”，負責設計和研發，控製銷售渠道，將具體的生產加工任務交給別的企業去做。在這種模式下，負責生產加工的企業不擁有產品的知識產權，不需要技術研發、產品設計，不需要建立銷售渠道，更不需要塑造產品品牌。在剛才說的那家電子公司裏，數千名員工中除了極少數的財務、行政、人事人員，全部在從事著電腦主板等產品的生產工作。我兩個朋友分別是中專和高中學曆，在這家公司的流水線末端擔任品檢一職，他們幾乎感受不到任何技術方麵的壓力，因為他們的工作純粹就是簡單的機械重複，談不上什麼技術含量。也正因為這樣的原因，在公司數千名員工中，大學生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對於一條完整的產業鏈來說，需要大學生的是技術研發、產品設計、市場拓展、品牌建設等環節，與其相配套的金融、保險、倉儲物流等服務業也需要大量的大學生，而生產加工環節需要的隻是藍領工人，即便是生產電腦主板之類的高科技產品，中專、高中學曆的人經過一定的培訓後就足以勝任了。可悲的是，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恰恰是這個沒有技術含量、不具備可持續發展性的生產加工環節。按照宏基集團創辦人施正榮的“產業微笑曲線”理論，我們的經濟騰飛靠的是曲線中間的製造，而兩端的研發和營銷卻非常薄弱。
廣東東莞號稱“世界玩具之都”，可是，東莞沒有一個世界知名的玩具品牌，大多數玩具廠都在為外國玩具廠商貼牌代工。一個芭比娃娃在美國的沃爾瑪或者Costco超市定價9.99美元，而它從中國出口的價格隻有1美元。美國人通過品牌建設、產品設計、渠道拓展創造了9美元的價值，沒有勞資糾紛，沒有環境汙染；而中國呢，通過生產加工創造了1美元的價值，不但浪費了資源、破壞了環境，還需要使勁地壓榨那些可憐的產業工人——盡管這些工人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麵。
根據廣東省統計局發布的《2007年廣東城鎮單位就業與工資情況簡析》，廣東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29443元，增長12.4%，這個增幅比全國平均水平低了6.3個百分點，居倒數第3位，並已連續第7年低於全國增幅。為什麼經濟領跑全國的廣東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就因為貼牌加工能夠創造GDP、創造外彙儲備，卻不能創造足夠的利潤。工廠的機器徹夜轟鳴，可是那可憐的三五個點的利潤一不留神就會因人民幣的升值而化為烏有。
我太太剛來深圳的時候從事陶瓷出口方麵的工作，時常會拿些漂亮的瓷具回來。看到每件瓷具的底部都寫著“Made in Chian”，我起初還引以為豪，後來這種自豪感就蕩然無存了。我們需要出口多少件瓷器才能換回一台昂貴的精密儀器？又要出口多少雙襪子才能換回一架波音飛機？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的“中國製造”造就了大批的產業工人，但無法消化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我認識的很多企業主以興辦實業的名義向銀行申請貸款，可是投資環境的惡化又讓他們隻好將貸來的錢用於房產和股票的投機。在這種環境下，房地產依然會帶著GDP繼續裸奔，就業機會卻隻會不斷減少，大學生的就業機會就更別指望會與高校的招生規模同比例增長了。與此同時，中國的產權保障體係遲遲沒有完善起來，這也進一步導致企業對於研發和創新的熱情不斷萎縮。如果“中國製造”依然不能轉變為“中國創造”，如果華為、中興這種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的民族企業一直鶴立雞群，中國的大學生就必然越來越過剩。
無奈的“國進民退”
我在《上海證券報》上看到了這樣一組數據：如果以同樣產值計算，以非公有製為主體的中小型工業企業吸納的就業容量為大型工業企業的1.43倍；同樣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小企業吸收的就業容量為大型國有企業的14倍。這組數據是不是絕對正確，我不敢確定；但是，在一個正常的現在商業社會裏，民營企業是解決就業的最主要力量，這是確定無疑的，就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也不例外。智聯招聘曾針對2006年至2008年的本科畢業生做過一項“職場人的第一份工作”特別調查，結果顯示，52.6％的畢業生進入了民營企業，而國有企業接收的畢業生僅占16.2％。騰訊網也針對一萬多名畢業生做了類似的調查，發現有54.4%的畢業生進入了民營企業，而進入國有企業的隻有19.7%。
既然中小民營企業是解決就業的主力軍，那麼，一個社會要想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應該提高民營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可惜，我們所看到的現實正好相反。近年來，對於“國進民退”的憂慮正在商界、學界悄然蔓延。根據《中國企業家》一項針對企業中高層的調查，有超過70%的人認為目前存在“國進民退”的現象。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一次談到國企改革發展30年的公開講話中說，至2008年，國有企業承擔著國內幾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氣生產，壟斷了基礎電信服務和大部分增值服務，供應了全國一半以上的電力，民航運輸周轉量占全國的8成以上。事實上，鋼鐵、煤炭、房地產等行業都無一例外地處在了“國進民退”的趨勢當中。當財大氣粗的央企在全國各地的土地拍賣會上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地王”，像潘石屹這樣的“大腕”都隻能幹瞪眼。為了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政府出台了四萬億投資計劃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可是，私營企業卻並沒有從中分到多少蛋糕。廣州某民營企業老板向邀請他參加提振民企信心座談會的廣州市領導抱怨道：“國家4萬億投資，今年一季度銀行又放出4萬多億的貸款，看著轟轟烈烈，卻大都給了國有大項目，我們一分錢都拿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