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必然加劇就業難。以快遞行業為例。2009年9月4日，國家郵政局召開新聞發布會稱，國家交通運輸部公布的《快遞業務經營許可管理辦法》自10月1日起正式實施。按照《辦法》要求，中國80%的民營快遞企業的注冊資金還未達到可從事快遞企業注冊資金的最低限製。此外，《辦法》規定“同城快遞50克以下、異地快遞100克以下”均屬於郵政專營範圍。如此一來，從事異地民營快遞的企業將失去30％到50％的業務量，而95％以上的同城快遞企業或將麵臨倒閉以及大量人員的失業。當民營企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急劇減少，獲得專營權的郵政是不是會增加等量的就業機會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一個最簡單的理由是——郵政的專營必然導致整個市場的萎縮。服務好、效率高、收費低的快遞被取締了，隻能去找態度差、效率低、收費高的郵政，那很多資料就盡可能用傳真、電子郵件來取代好了，或者索性自己當快遞員送過去。
“國進民退”尤其會增加那些來自普通平民家庭的大學生就業的難度。還是以快遞業為例吧。當民營快遞公司招聘的時候，無論是出身“上品”還是來自“寒門”的大學畢業生，往往是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下展開競爭。然而，擁有專營權的郵政在招聘畢業生的時候，求職很可能就變成了一個“拚爹遊戲”——誰能獲得就業機會，取決於上一代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托洛茨基在《被叛賣的革命》一書中寫道：“官僚統治的基礎是社會消費對象的匱乏，因而導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鬥爭。如果商店中有充足的貨物，顧客隨便什麼時候來都可以；如果貨物不多，顧客就得排隊購物。如果隊排得很長，就有必要任命一個警察來維持秩序。蘇維埃的官僚機構就是這樣開始出現的。官僚機構‘懂得’誰應該領到貨物，誰必須在後麵等待。”我們何嚐不可以把就業機會理解成這個語境下的商品呢？擴招讓越來越多的畢業生在商店外麵排成了長龍，而“國進民退”卻將匱乏的就業機會交到了警察的手中。於是，教育產業化和“國進民退”的經濟形成了一股合力，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製一樣堵住了平民上升的最後通道。
千人一麵的大學
從理論上來說，大學生就業難可能來自三個方麵的原因：第一，供應太多；第二，需求太少；第三，供應的不符合需求，需求的沒有供應。前麵分析的兩點原因都是關於需求太少，接下來談談第三個方麵的原因。
近十年來，中國的高等教育在多個方麵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然而，在這種急風暴雨式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的高校也泛起了大躍進的泡沫，表現之一就是高校盲目升格升級、求大求全。在辦學類型上，盲目追求學科門類專業齊全，爭辦新學科、新專業，原本專業性挺強的高校搖身一變都成為了綜合性大學；在辦學層次上，本科院校爭著上碩士點、博士點，大專院校紛紛升級成了本科，職業技術學院也爭先恐後加入到普通高等教育的行列，掛著職業教育的“羊頭”，賣的卻是新聞、法律、工商管理等熱門的“狗肉”。如此一來，必然造成千校一麵的局麵，教育結構嚴重失衡。大學提供的是沒有個性的教育，培養出來的自然就是同質化的學生。廣東省教育廳副廳長魏中林的一句話可謂是切中肯綮一語道破：“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最大的毛病就是千人一麵。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像工廠製造的乒乓球，每個都一樣，沒有自己的特色。”而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多層次的，讓同質化的畢業生去麵對多元化的用人單位，就業不難才怪呢！
美國大約有三分之二的高中畢業生會進大學，當然，他們並不是都要擠進名牌大學，而是從各有特點、不同類型的大學中挑選適合自己的大學。美國不僅有普林斯頓、加州理工這樣的研究型大學，還有各式各樣的地區性大學、社區大學和專業技術培訓學校，這些學校往往把自己看做是市場型的商業機構，以大眾化的價格向消費者提供教育服務。它們大量開設像商業、電腦、護理和教育等實用專業的課程，以滿足“消費者”在職業培訓方麵的需求。
韓國也非常注重高等教育的層次性和差異性，在大力發展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時，不斷加大對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投入。韓國實施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主要機構有專門大學、產業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學生人數約占韓國高校總在校人數的三分之一。這些學校都直接為產業界培養具備專門知識和技術專長的職業人才，在定位上與普通高等教育“井水不犯河水”，相得益彰。
我一個朋友在東莞擁有一家製造企業，公司每次去內地的高職院校招聘畢業生時，他都會親自參加。他說，銷售、財務等方麵的職位都很容易招到合適的人，有大把的大學畢業生可供挑選，而技工類的職位招聘起來就困難多了，還在正兒八經地堅持職業教育的技校越來越少，職業技術學院的畢業生中真正有職業技術的又隻占很小的比例。中國在從製造業大國轉變成製造業強國之前，在服務業的發展規模趕上甚至超過製造業之前，社會對藍領的需求量絕對大於對白領的需求量。然而，在整個社會“以上大學為榮，以上技校為恥”的觀念下，大學大量擴招，“航母”大學層出不窮，真正的職業技能教育卻不斷萎縮，最後的結果隻能是大批的大學生畢業就失業，而大量求賢若渴的用人單位苦於優秀的技工人才一將難求。
價值決定價格
學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商品的價值決定價格，供求關係隻能影響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對普通的商品來說如此，對大學畢業生這種勞動力商品來說也是如此。不過，千萬別把本科4年學製、碩士3年學製當成了決定他們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曾有讀者給我發來郵件，控訴自己的價值無法在求職的時候表現為合理的價格。在他看來，寒窗苦讀十幾年、每年學費好幾千，這就足以決定大學生的價值。可是，用人單位並不這麼認為。在用人單位的眼中，一個應聘者的價值取決於他具備什麼樣的能力結構，而這種能力結構又能為自己創造多少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大學生近十年來是一直在貶值的。
斯坦福大學的校長約翰·海納西說：“如果斯坦福的校園增加一倍，學生人數也增加一倍，那麼，我們這所大學要花20年才能恢複到原有的教學質量。”這句話足以讓中國的高等教育界汗顏。中國的大學近年來招生規模不斷擴大，而與之同比例擴大的隻有學生宿舍樓。自習室、圖書館、實驗室、師資力量……所有這些都沒有同比例增加，甚至不增反減。過去十年，中國大學生入學人數增長了5倍，碩士研究生增長了6倍，博士研究生增長了3.5倍，而教師人數隻增長了1.7倍，大學生人均政府投入甚至減少了將近20%。
美國的高等院校平均生師比為14.2:1，普林斯頓大學的生師比甚至隻有6:1。在普林斯頓大學，74%的課程是低於20人的小班教學，教授們有足夠的精力來關心學生的學習與發展。錢學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學院在這一點上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所隻有大約2000名學生的高校如果是在中國，在以規模取勝的大學排行榜上恐怕進入不了前100名。可是，這所曆史並不悠久的大學卻有31人獲得了32次諾貝爾獎。加州理工學院的生師比為3:1，30%的班級不到l0人，63%的班級不到20人，93%的班級不到50人。師生之間可以充分地討論與接觸，增進學術思想的交流。同時，所有本科生都由教授親自授課，就連一年級的新生都有可能參加教授的研究項目，為培養拔尖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礎。這對於擴招後的中國大學生而言簡直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
我有幸趕在了大學擴招前的最後一年進入了大學，我們專業隻招收了30人，除了毛概、鄧論之類的公共課，都是小班授課。考慮到英語課需要師生間有更多的語言交流，我們上英語課是重新分班的，每個班就20個人，上課時每個人都有足夠多的機會用英語互動交流。可是，在擴招之後，英語課都變成了老師拿著擴音設備向濟濟一堂的幾十上百名學生念講義。我讀大一的時候，學校是不會在晚上和周末安排課程的，下午七八節課也很少有課，在這些時間去教學樓的任何一間教室自習都不用擔心被趕出來。可是，好景不長，隨著擴招後的師弟師妹大量湧入，吃飯難了，自習難了，去圖書館借書也難了。到我快要畢業的時候，晚上在任何一棟教學樓裏都幾乎找不出一間可以自習的教室了，圖書館的自習室便成為了考研考級考證考G考托自考公考摳仔泡妞之徒的必爭之地。
因為各方麵的教育資源都沒有隨著招生規模的擴大而擴大，大學生人均享有的教育資源不斷銳減，高等教育的質量必然大打折扣，大學生的能力結構自然得不到足夠的改善和提升。比照約翰·海納西的說法，我們的高等教育如果繼續沿著現在的發展模式走下去，別說20年內不能恢複到原有的教學質量，就是等到中國男子足球隊捧起大力神杯了都還不能恢複過來；別說我這輩子等不到那一天，就連上帝都隻能寄希望於來世。
在客觀因素導致大學生貶值的同時，主觀因素也在加劇著這一趨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很多大學生不懂得好好珍惜大學時光，不思進取，把無知當個性。有很多大學生四年下來沒幾次像樣的自習，沒去圖書館借過幾次書，到了課堂上昏昏欲睡，可玩起網絡遊戲來如癡如醉。這樣的大學生能夠順利畢業就已是“皇恩浩蕩”了，如果再讓他們順利就業，豈不是侮辱了用人單位的智商？第二，大部分大學生缺乏明確的、適合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想努力卻不知道把精力用在什麼地方，鬱悶而茫然，自然不能很好地塑造核心競爭力。學校開設什麼課程就學什麼課程，老師推薦什麼書就看什麼書，上課專心致誌，每學期都拿獎學金；聽說擔任學生幹部、參加各類社團活動對求職有好處，就鼓足幹勁樂此不疲；聽說用人單位比較在乎應聘者的政治麵貌，就不遺餘力地向黨組織靠攏；聽說學曆越高越好就業，就義無反顧地加入了考研大軍……這是大學生當中大部分好孩子的真實寫照。在中國，聽話的好孩子總是能夠討得家長和老師的喜歡，可是，人才市場上的招聘單位要挑選的並不是好孩子，而是能夠為自己創造價值的人。如果一個畢業生拿著劍橋商務英語的證書去應聘計算機程序員，或者憑借在各種社團活動中叱吒風雲的經曆去應聘會計，用人單位怎麼會買他的帳呢？不能及時規劃好職業生涯，進而根據這種規劃有的放矢地塑造核心競爭力，縱使萬般辛苦，到頭來也不過是徒勞一場，沒法提升自己的內在價值。
用人單位的“經驗歧視”
來深圳後的第一天，我帶著簡曆去了寶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場。裏麵招聘的公司特別多，職位也五花八門，可是，我轉了一圈又一圈，幾乎沒有找到幾個不要求工作經驗的職位，哪怕是基層的行政助理、文字編輯等職位都要求有一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工作經驗”，那四個頻繁出現、格外刺眼的字讓剛畢業半年的我在一家又一家用人單位的展台前一籌莫展。
類似的經曆發生在太多的應屆畢業生身上。事實上，除了專門針對應屆畢業生的雙選會，絕大多數招聘會上的職位都是明確要求有一定工作經驗的，網上招聘的職位更是如此。而願意參加應屆畢業生雙選會的單位隻是所有用人單位中很小的一部分，像寶潔那樣以應屆畢業生為主要招聘對象的用人單位更是寥寥無幾。用人單位對應屆畢業生的“經驗歧視”無疑成為了大學畢業生就業的一道障礙。
如果站在用人單位的角度，這種“經驗歧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很多應屆畢業生不但毫無工作經驗，而且在學習期間的知識儲備非常有限，思維能力、再學習能力都達不到用人單位的要求，所以用人單位往往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對應屆畢業生進行培訓。當這些員工終於可以勝任一定的職位並為公司創造價值了，他們卻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提出辭職。掏錢為別的公司培養人才，被應屆畢業生當作解決戶口的工具和積累工作經驗“第一桶金”、尋找更好工作的跳板，這種純粹就是學雷鋒的事情哪家公司都不想做。既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難免就會“寧願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
可以理解，不等於可以原諒。否則很多死刑犯都可以無罪釋放了。我見過很多企業主或者職業經理人對應屆畢業生充滿了不屑，可是，當他們指責應屆畢業生沒有工作經驗的時候，卻忘了自己也曾經是一個應屆畢業生，也曾經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菜鳥”。如果不是有過來人耐著性子手把手地培訓他們，如果不是有用人單位給了他們機會一點一滴地積累工作經驗，他們又哪來的資本去嘲笑如今的應屆畢業生？別人給他建了一座橋，等他過了河以後卻把橋給拆了，然後指著後麵那些沒法過河的人嘲笑道：“小樣，過不了河吧？誰叫你不能飛過來呢？”傳說中的人渣大抵就是這樣一副嘴臉吧？這樣的嘴臉如果用“醜陋”來形容，那簡直就是玷汙了“醜陋”這個詞。
職業規劃的原點
為了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管理層采取了多方麵的措施，到現在為止我一共看到了五招：第一招是要求中央直屬企業多招大學畢業生；第二招是鼓勵大學畢業生到部隊去；第三招是鼓勵大學生去西部邊遠地區就業，去農村基層就業；第四招是不斷擴大研究生招生規模，延緩大學生的就業時間；第五招是鼓勵大學生創業，以至於在淘寶網開一個店都可能被視為創業而統計到大學生就業率裏。
隻要對比一下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我們就不會對政府的這些措施抱有過高的期望。去當兵的大學生終究要退伍的，去農村的大學生終究要返城的，讀研究生的大學生終究也要畢業的。這些措施並沒有改變經濟產業結構，無法增加社會對大學生的實質性需求，也不能讓大學生在職業規劃的基礎上提升內在的核心競爭力。研究生擴招看似為更多大學生提供了深造充電的機會，其實是對年輕人一種極大的不負責任。在“放羊式”的研究生培養機製下，讓一個大學畢業生拿一生中最寶貴的幾年用來讀研究生，而他那位同時帶了幾十個博士、碩士弟子的導師恐怕到他畢業的時候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如果這不是誤人子弟，那什麼才算是誤人子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