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美國福特總統和卡特共同參加的為總統選舉而舉辦的第二次辯論會上，福特對《紐約時報》記者馬克斯·佛朗肯關於波蘭問題的質問，作了“波蘭並未受蘇聯控製”的回答，並說“蘇聯強權控製東歐的事實並不存在”這一發言在辯論會上屬明顯的失誤，當時遭到記者立即反駁。但反駁之初佛朗肯的語氣還比較委婉，試圖給福特以改正的機會。他說：“問這一件事我覺得不好意思，但是您的意思難道是在肯定蘇聯沒有把東歐化為其附庸國？也就是說，蘇聯沒有憑軍事力量壓製東歐各國？”
在當時的情形下，福特比較明智的做法就是，立馬承認自己失言並偃旗息鼓，然而他覺得身為一國總統，麵對著全國的電視觀眾認輸，絕非善策。就這樣，他為自己的固執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刊登這次電視辯論會的所有專欄都紛紛對福特的失策作了報道，他們驚問：“他是真正的傻瓜呢？還是像隻驢子一樣的頑固不化？”
與頑固派相反的是，有“心機”的人在被對方擊中要害時絕不強詞奪理，他們或點頭微笑，或輕輕鼓掌。如此一來，觀眾或聽眾弄不清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他們服從真理的良好風範，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他們不畏辯解的豁達胸懷。而究竟他們認輸與否尚是個未知的謎。這樣的辯論家即使要說也能說得很巧，他們會向對方笑道：“你講得好極了！”
相比之下，裏根的表現就顯得很有“心機”。
一次，美國總統裏根訪問巴西，由於旅途疲乏，年歲又大，在歡迎宴會上，他脫口說道：“女士們，先生們！今天，我為能訪問玻利維亞而感到非常高興。”
有人低聲提醒他說漏了嘴，裏根忙改口道：
“很抱歉，我們不久前訪問過玻利維亞。”
盡管他並未去玻利維亞，當那些不明就裏的人還來不及反應時，他的口誤已經淹沒在後來滔滔的大論之中了，這種將說錯的地點、時間加以掩飾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當麵丟醜，不失為補救的有效手段。隻是，這裏需要的是發現及時、改口巧妙的語言技巧，否則要想化解難堪也是困難的。
在實踐中，遇到失言這種情況，有三個補救辦法：
（1）移植法。
就是把錯話移植到他人頭上。如說：“這是某些人的觀點，我認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這就把自己已出口的某個錯誤糾過來了。對方雖有某種感覺，但是無法認定是你說錯了。
（2）引開法。
迅速將錯誤言詞引開，避免在錯中糾纏。就是接著那句話之後說：“然而正確說法應是……”或者說：“我剛才那句話還應作如下補充……”這樣就可將錯話抹掉。
（3）改義法。
巧改錯話的意義，當意識到自己講了錯話時，幹脆重複肯定，將錯就錯，然後巧妙地改變錯話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