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的研究對象是通俗文學，對於20世紀80年代通俗文學的自身特點、發展變化的描述自然是應有之義。《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首先區分了通俗文學的概念：一方麵，通俗文學不同於民間文學、大眾文學、群眾文藝乃至俗文學，民間文學強調的是民間創造的形式是通俗的，大眾文學和群眾文藝注重受眾的大眾化、通俗性，而俗文學雖然在通俗性方麵與通俗文學同義，但在民間形態方麵，又排斥文人的通俗創作，它與通俗文學隻是部分的重合或交叉；另一方麵，通俗文學一般與高雅文學、嚴肅文學、純文學等概念是相對而存在的，高雅文學等注重文學的藝術性和審美功能的表達，而通俗文學強調文本本身的消費功能，強調自身的娛樂性。但事實是，作家創作往往很少嚴格遵守二者之間的界限，存在著多種形式的重合和交叉。鑒於此，《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認為，通俗文學是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它淡化創作主體及受眾的身份差異，它本身具有不同於高雅文學的審美特性。《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從概念的區分入手，強調了通俗文學在審美特性上和純文學的一致性與整體性。
《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考察了20世紀80年代通俗文學的發展過程，它把20世紀80年代的通俗文學發展裏程大致劃分為萌發期、繁榮期、漸趨成熟期三個階段。在橫向上，《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按體裁分設專章，包括小說、紀實文學，影視文學，戲劇、說唱文學，甚至港澳台地區和外國的通俗文學作品的譯介等。每章之內，再按題材具體展開敘述，小說包括武俠、偵破、言情、曆史演義、紀實文學、“中性文學”等類別；影視文學包括驚險、武打影視片和傳奇、戲劇影視片等類別；而戲曲、說唱文學則包括戲劇、說唱和歌曲等通俗作品。同時，《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還將各時段的文學理論批評狀況加入到文學史的敘述中來，建立了一個完整的、係統的史學架構。
《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通過對上世紀80年代通俗文學創作的研究實踐，力圖闡明通俗文學與高雅文學作品的區別不在於“雅”、“俗”的割裂，而在二者結合程度和角度的差異。因此，尋求雅俗文學研究方法的共融，有利於提升通俗作品的文學史價值，對於解決大量通俗及雅俗共生的作品和現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當然，作者也指出，舊有的文學觀念、審美趣味是建立在純文學基礎之上的，對於通俗文學的解讀存在一定的不合榫，這種不合榫可能由於某些通俗文學作品藝術水平偏低，也可能是原有純文學的某些文學觀念、審美趣味缺乏足夠的普適性。通俗文學對純文學的衝擊，有可能促成新的文學觀念的變更，這也是《8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從全景觀照的文學史視野出發，提供的最重要的文學啟示。
劉川鄂的《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著眼於從“去蔽”的角度，呼應“全景”文學史觀。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強調個人價值、理性秩序、法律公正、經濟上的公平自由競爭等價值觀的自由主義，重新受到青睞。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同樣表現出對自由主義文學研究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在汲取人文社會科學界的有益成果的基礎上，取得了一批突出的成果，並在一定範圍內形成研究熱潮：如謝冕先生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總係》叢書，其中好幾冊（如曠新年的《1928：革命文學》、李書磊的《1942：走向民間》、錢理群的《1948：天地玄黃》等）都以專節探討了發生在現代史上的自由主義文學現象；《百年文潮》叢書中沈衛威的《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倪邦文的《自由者尋夢——“現代評論派”綜論》、解誌熙的《美的偏至——中國現代唯美——頹廢主義文學思潮研究》等著作，都以自由派唯美派現代作家為主要研究對象，且較多地涉及到了對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命運及評價問題。不過總體而言，上述成果大多仍停留在對某些自由主義作家或流派的個案研究層麵，沒能將自由主義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史整體，並從學理上對其進行全麵、係統的梳理，在這種學術背景之下，劉川鄂《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的出版顯得非常及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