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法論上，《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主要運用福柯話語理論的譜係分析和批判分析的方法。從譜係分析的角度出發，《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認為，近三十年來小說中的“人”的話語不是一個完整的連續體，而是存在較大程度的斷裂。而從批判分析角度分析，話語的產生與流變與社會文化、社會製度、社會思想之間存在密切的聯係。因此，《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從縱橫兩方麵來展開分析。縱向角度將近三十年小說中“人”的話語變遷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20世紀70年代末“四人幫”的覆沒與“文化大革命”的結束為標誌，這一政治事件直接決定了“人”的話語的出場；第二階段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掀起的文化熱為標誌，文化潮流的推動直接改變了20世紀70年代末出場的“人”的話語形態；第三階段以20世紀90年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崛起為標誌，經濟體製上的巨大轉變使人的話語發生了一次新的嬗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以來政治、文化禁忌的解除和主流意識形態對西方現代“人”的思想的默認，為新時期以來中國小說中“人”的話語出場和嬗變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作者也認為，中國近三十年來小說中的“人”的話語變遷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曆史意識的沉浮史：在“人”的話語變遷的第一個階段，“人”的話語體現為鮮明的曆史意識，“人”的內涵由曆史意識所決定，對現代化的向往和追尋的曆史衝動，鑄就了“人”的話語的全部內容，第二階段曆史意識由顯到隱，它以對曆史本身的消解形式而存在，到第三階段曆史意識從“人”的話語中全麵退卻，被純粹的私人性、個體性的生存經驗所取代。“人”的話語流變過程，背後隱藏的是深層的曆史意識的張揚與沉潛過程。
在縱向展現“人”的話語流變過程的同時，《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還從橫向角度對各個不同時期“人”的話語的具體內涵及表現形態做了充分的闡釋和說明。
《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共分七章，第一、二章主要是對第一階段的“人”的話語闡釋，包括人性、理想、知識等方麵。人性的回歸構成新時期小說“人”的話語曆史敘述的基本內容，“理想”的張揚則構成了“人”的話語的表現形態。另外，新時期小說中充溢著知識的敘事，它是“人”的話語確立的根本。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小說中的‘人’，還隻是一個尺度，它寄予著這個時期人們對曆史的一種期待，在這裏，‘人’為曆史立法，同時也為曆史意識提供了尋找自身合理性的機緣。”（周新民：《人的出場與嬗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5月第10頁。）第三、四、五章主要討論的是第二階段文化啟迪下的“人”話語轉型，1985年前後，中國出現了文化熱，西方文化價值禁忌被解除，各種文化思潮紛紛湧入，其中影響最大的又屬西方人本主義思想的傳播和後現代文化思潮的啟迪。中國當代小說中的“人”的話語也隨之發生了轉型，“人”作為生命體，而不是曆史的負載出現在人們麵前。池莉小說對市民生活情感的尊重、餘華關於“知識的暴力”敘事以及馬原等人大量的“元小說”創作通過對曆史的解構，標誌著新的“個人”形態的浮出；葉兆言的曆史小說，蘇童的《妻妾成群》、《紅粉》、《我的帝王生涯》等係列小說乃至王安憶的個人曆史性維度的書寫，則完全摒棄曆史為參照係，個人在和曆史的角逐中，自身成為曆史或曆史的主宰，從而銳顯出個人生命的張力。第六、七章“神性的訴求”與“身體：‘人’的延伸與轉折”，主要論述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發展大潮中，曆史與文化的整合和製約能力下降到最低程度時，“人”的話語內涵從先前的曆史規定性跳躍而出，開始找尋個體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張承誌、北村、史鐵生、劉醒龍、陳應鬆等對人的神性的訴求，以及更加明顯的20世紀90年代許多作家對身體和私人空間的關注正是對作為生命形態的個體人的追求。
從“文學是人學”到“人的話語”的轉變，《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不僅樹立了一條“人”的話語變遷的線索，給今後一段時間內“人”的話語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同時，著作理論視閾上跨過了傳統文學研究的局限，將福柯的話語理論與中國現代人學思想完美結合，較好地實現了西方現代理論與中國文學文化實踐的對接。在方法論上，運用福柯話語理論的譜係分析與批判分析方法解決了若幹重要問題，取得了不錯的效果，表現出學術研究的創新性和前沿性。另外，著作的一個閃光點還在於吸收了傳統作品細讀的長處，對各時期“人”的話語內涵進行分析的同時，結合近三十年來多位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進行深入透徹的分析，尤其是著作主要論述的幾位重要作家如王安憶、葉兆言、蘇童、劉醒龍、陳應鬆等，並附有詳細的訪談錄，不僅使著作骨肉更加豐滿，也顯示了作者嚴謹的學術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