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轉型期湖北地區的各文體研究，無論是文體理論研究還是文體史研究，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與文學理論研究、文學史研究、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研究和湖北文學研究大體上呈現出某種共同性不同的是，轉型期湖北地區的各體文學研究由於成果十分龐雜，較難以從某種共性出發來提煉、概括。因此，對於湖北地區的各種文體研究來說，論述的難度更大。為了展示湖北地區各文體研究狀況，本章論述的邏輯要做出調整，更加側重有特色的研究，並以各文體研究的著作為單位，一一來論說。轉型期湖北地區的文體研究成就，主要在小說、詩歌兩大文體上，因此，本章主要也就討論湖北地區的詩歌、小說研究，以窺探湖北地區的文體研究上的成就與特色。
一、中國詩學理論的整體研究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在中國詩歌繁榮昌盛的曆史進程之中，誕生了大量的詩歌理論批評，建構起了比較係統、豐富的詩學理論。湖北地區文學理論批評最有光彩的一頁，就是對中國詩學理論的係統梳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湖北學人的詩學著作。這套詩學叢書係統地描述了各個曆史時期中國詩學的階段性特征和風貌，以及重要詩學範疇的產生與特點。這套詩學著作包括《先秦兩漢詩學》、《魏晉南北朝詩學》、《唐代詩學》、《宋代詩學》、《明代詩學》、《清代詩學》、《現代詩學》、《當代詩學》。這套詩學著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為了更貼切地展示湖北地區詩學研究的特色，透視各個時期的中國詩學產生的時代背景、總體特征、發展脈絡以及重要詩學範疇，在此以每本詩學著作作為論述的單元，詳細評述。
《先秦兩漢詩學》展示的是自春秋戰國迄止兩漢時期的詩學發展狀況，該書把先秦兩漢詩學分為先秦和兩漢兩個階段，從政治實用和審美價值兩個角度分別加以觀照，從而充分發掘先秦兩漢的詩學思想和美學價值。
先秦時期，在“稱詩以喻其誌”中誕生了“詩言誌”說。“詩言誌”被朱自清譽為中國曆代詩論“開山的綱領”，作者客觀地指出它的先天弊端即用政治實用目的完全遮蓋審美功用。《先秦兩漢詩學》認為“詩言誌”雖然不屬於嚴格審美意義上的詩學範疇，但卻是中國詩學思索和發展的起點，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其內容不斷豐富和完善，成為中國詩學中影響最大的理論範疇之一。在把先秦“詩言誌”實用詩學思想上升到理論層麵的過程中，作者充分肯定了先秦儒家經世致用詩學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所起的重要推動作用：孔子、孟子、荀子無不把詩歌視為修身養性和鞏固政治統治的工具。《先秦兩漢詩學》精辟地指出，先秦儒家的詩學思想在高揚詩歌社會功用的同時忽視詩歌的審美意蘊，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也給中國詩學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發展空間。不過，《先秦兩漢詩學》發現，在先秦諸子之中，荀子的詩學思想與眾不同：他既維護儒家正統思想，也堅持“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肯定詩樂中的情感性。《先秦兩漢詩學》認為這是中國詩學開始向內發掘自身的審美機製的發端，在兩漢詩學中，這一詩學思想得到延續和發展。
在談到兩漢時期的詩學思想時，作者指出中國詩學思想有了新的發展。漢武帝為鞏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而在思想文化領域內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從而將偏執實用的先秦詩學構築為以政教為中心的詩學體係，並強化了詩樂的教化作用，確立“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劉漢王朝的建立，政治上的統一帶來南北文化的融合，圍繞著屈原及其作品展開了中國詩史上的第一次論爭。《先秦兩漢詩學》對這一論爭加以舉重若輕的審視和分肌擘理的論析：“它是南北文化交融過程中的一次碰撞，更是審美詩學意識同儒家政教詩學傳統的一次較量。通過論爭，不僅恢複並確立了屈原在中國詩歌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上的應有地位，更重要的是展現出了此時期人們普遍覺醒的審美意識。它表明，中國詩學開始突破政教詩學的束縛，直向審美詩學走去。”（孫家富：《先秦兩漢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第80頁。）作者的這一觀點建立在豐富史實的基礎上並以精深的學理性，有力地反駁了一般以政教詩學體係來概括兩漢詩學的觀點。
魏晉南北朝詩學是中國詩學萌芽、發展並走向成熟的時期。《魏晉南北朝詩學》既對六朝詩學的曆史發展軌跡作宏觀的縱向勾勒，也對具體的詩學範疇加以細密辨析。《魏晉南北朝詩學》的前兩章探究六朝詩學發生的曆史文化背景與前提，指出東漢“黨錮之禍”直接使儒生士子習經致仕的傳統道路受到摧毀性的打擊，隨著定於“一尊”的儒家統治思想的崩潰，有著獨特審美價值的玄學因而受到廣泛地接納，精神思想較為自由。加之老莊思想的巨大影響，詩歌創作空前繁榮並且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新的創造和開拓。一些詩人和詩論家，以敏銳的眼光關注詩壇的發展變化，從不同的角度闡發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這就使得魏晉南北朝詩學較之先秦兩漢時期有長足的發展，對當時詩壇和後世產生了多方麵的影響。《魏晉南北朝詩學》將六朝詩學的發展依次分為三個階段，即建安正始時期、兩晉劉宋時期和齊梁陳時期。同時，《魏晉南北朝詩學》還對每個時期重要詩論家及其理論主張作出精當的剖析，並闡述其對詩美學的貢獻。《魏晉南北朝詩學》指出：在詩學發展的建安正始時期，六朝詩學確定了其基本的理論內核，即詩學由注重政治教化轉向把審美作為最高追求。在魏晉南北朝詩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魏晉南北朝詩學》突出陸機“緣情綺靡”的嶄新詩學標誌，指出其對以理為美的傳統詩論造成極大的衝擊力，拉開了中國詩史上“情”、“誌”之爭的帷幕。在魏晉南北朝詩學第三個階段，《魏晉南北朝詩學》指出六朝詩論自覺地向內轉來探究藝術審美特征，並對當時四個詩學派別進行詳明切實的評析。更重要的是，《魏晉南北朝詩學》另出新意，發掘陶淵明的詩學主張，闡明其把玄學清尚自然的人生哲學與樂誌稱情的創作態度統一起來，從而營造出一種真樸淡遠的藝術境界和超塵拔俗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