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曆史眼光和現代意識去考察分析文學史中的材料和問題，在研究課題上取得新的突破，是《湖北文學史》的又一特色。著者從大量文獻資料出發，對各個時期的文學現象進行考辨分析，往往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從而使該書的寫作具有了“理論性、學術性、史料性和現實性品格”，體現了較強的現代意識和現代學術品位。例如在《詩經》開篇出現的“周南”、“召南”詩集編撰中，作者提煉出富有楚國特色的“二南詩風”，既在共時性層麵上強調了“楚風”在當時中國文學史中的重要地位，又在曆時性層麵強調了其澤被後世的開啟之功，讓讀者全方位地把握住楚文學的輝煌燦爛和源遠流長。又如對神話典籍《山海經》的考證，作者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從七個方麵詳細論證，得出“《山海經》是楚人保留下來的一部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的重要典籍”，這種重考證的學術風格，加強了該書的學術氣氛。無論是對流行舊說的糾偏釋誤，還是對曆史疑難的細心考證，都使得這部文學史別具風味，顯示出作者的功力與膽識。
縱觀全書，《湖北文學史》作為第一部全麵、係統地研究湖北文學的通史，有著篳路藍縷之功，作為一部合著，難免存在寫作方式的不同和評價標準不完全一致，但從整體上看，它在地域文學方麵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研究對象等諸多方麵，都為今後的湖北文學研究作了理論上的探索和實踐上的範式。該著從一般著眼於地域文學史“縱”的線索脈絡的梳理，發展為注重從全麵、動態的角度研究文學的流變曆程，由單純注重作家、作品的分析注重文學發展規律、文化精髓的深度開掘，極大豐富了湖北地域文學史的研究。此外，該著還溝通了湖北地域古今的文學傳統和文化精神，建立了湖北地域文學與中國文學的血脈聯係，從而建構起一個開放形態的湖北文學史研究體係，提升了湖北地域文學研究的社會價值和學術價值。
《新時期湖北文學流變》也屬一種對地方專門史進行研究的斷代史，但又兼有文體史的特點，因為全書在結構編排上主要依據文體進行分類：除緒論部分外，第一章至第五章是對湖北小說的流變進行分析和闡釋；第六章與第七章則對詩歌創作展開敘述；第八章與第九章分別就湖北的散文與戲劇創作進行言說；最後一章還對湖北地區的文學評論狀況進行了概述。僅僅從比較直觀的結構形式上看，就可以體會出作者們獨具匠心的“打磨”功夫——全書不僅對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和文學批評都有所涉獵，一些重要的文體，如小說，還對重要作家展開深入研究，單設章節進行闡述，而且每一部分皆有緒論與結語，顯示出了各自相對的獨立性，可以說是各類文體史的一種集中展示，似一幅氣勢恢弘的“清明上河圖”——並非是各卷的簡單連綴，而是各卷的有機整合，由此而來的整體性或係統性，便顯示出了大於各卷之和的“綜史”價值。《新時期湖北文學流變》不僅清晰地勾勒出湖北文學近二十年的發展狀況和發展脈絡，而且對湖北文學現今的文學史地位和文學資源進行了價值重估，此外，還對湖北文學近年來發展的經驗教訓也進行了反思。總之，係統性、群體性學術研究的優勢和威力在此得到了相當充分的體現。
結合上述情況的分析，《新時期湖北文學流變》乃一部整飭、係統之作，這種編撰結構與創作意圖的結合使該書寫作呈現出以下特點：
其一、從大量的創作文本中，梳理出湖北近二十年來各類文體的發展過程和流變軌跡，力求清晰地描畫出湖北文學發展的總體性線索和階段性脈絡，並從縱向上展現其發展格局。長期以來對於各式文體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對名家名篇的欣賞和解析上，而對該類文體發展的整體性、係統性缺乏研究。這種方式不僅對文學及文學體式的生成演進、創新的過程、實踐的經驗教訓等沒有給予高度的重視和充分的研究，而且生硬地打破了文學及文體發展過程的係統性、貫通性和完整性。有鑒於此，《新時期湖北文學流變》的編撰者開拓視野、調整格局，以湖北文學及各類文體自身發展演化的軌跡為主線，輔之以鮮活、生動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創作的詳細闡釋，“史論結合”，實現地方文學及各類文體研究的一體化，從而獲得了新時期湖北文學研究的獨立品格，並促成了該著原創性極強的選題意向。例如，對湖北文學的“重鎮”——小說流變史的研究，依照其自身的演進規律劃分為三個階段：“抒情時代”（1978—1987年）、“敘事時代”（1987—1993年）和“言說時代”（1993年至世紀之交），分別就“複蘇期”成就較高的短篇小說創作、“自覺期”的中篇小說創作和“多元化期”的多樣化小說創作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對湖北文學從隨“大流”文學創作“古典時期”到獲得獨立意識的“現代時期”再到眾聲喧嘩的“後現代時期”各個階段的發展特征和創作特點進行了歸納和總結，並從係統的流變軌跡中去提煉湖北文學的發展規律、挖掘湖北文學演進的內在動因。
其二，自覺地站在當代的高度，以新的時代眼光和清醒的反思意識，審視湖北文學二十年來流變的得失，同時對若幹問題提出前瞻性的看法。王先霈在序言中提到這樣一種情況：“感情影響理性的冷靜和精確，這就是當代人寫當代史、本地人寫本地史的弊病”，“褒有餘而貶不足”本來就是文學批評的一個普遍現象，何況還牽涉著一份“鄉黨”情誼，對湖北文學創作和湖北作家的充分肯定是抬升湖北文學地位的一個重要方麵，但是對湖北文學發展的經驗教訓和作家創作的不足之處進行反思和“內省”也是不可或缺的，這種“向內”的深度探索往往被人有意規避和忽略，這也表明我們麵對自身的怯懦與膽小——特別表明了我們文學生命力的不夠強盛，一種敢於“內省”的地方文學才是真誠坦蕩和率直的，一種敢於直逼弱點的地方文學才能造就無比生動無比真切的真正藝術品。該書特別值得肯定的一點就是編撰者們對湖北文學發展“不盡如人意處”的正視和反思，例如湖北文學對楚文化浪漫品格的遺失，有名家無名作的尷尬狀況，作家獨立品格和創新意識的迷失等湖北文壇確實存在的現象和狀況，該書能夠勇敢地指陳出來並作出了初步分析，認為是湖北人過於世俗的精神氣質、“九頭鳥”精明有餘的文化心理，以及不夠健全的“作家的靈魂”所造成的。此外，對於其他文體如詩歌、散文和戲劇發展的不均衡和“營養不良”情況也進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討，並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和構思，這些對於實現湖北文學的良性發展都是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