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從同國內當代文學的多重聯係中、同時代背景和文化語境的多重關聯中，對國內文壇有一定影響的湖北作家的創作特點進行全方位剖析，總結湖北文學發展的曆史經驗教訓。當我們對文學作品進行共時性和曆時性的交叉觀照時，就會了解到不同的文學思潮流派、文化語境和不同的創作風格之間其實也隱藏著一種“對立互補”的關係，由此，掌握某部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並不等於發現了藝術規律，把藝術作品背後的完整世界納入理性思維的判斷，才有助於我們的深入的審美判斷。能夠結合文學作品的創作背景與普遍聯係對湖北作家的創作進行分析是該著的又一特色，這種寫作模式下的作家論才顯得厚實，體現出研究者豐富的學術積累和深廣的學術思路。例如，該著對劉醒龍“鄉土小說”創作的解讀，首先將中國現代以來的鄉土文學進行了係統概說，指出鄉土文學創作長期以來存在的角度單一、表現平麵化的缺失之處，然後結合劉醒龍的小說創作分析出其鄉村生活表現的“立體化”特點，並予以了充分肯定。再如對“新寫實”的兩位重要湖北作家——池莉和方方創作特點的分析，首先在緒論中就對“新寫實”為什麼能夠在湖北地區“成形”的文化因素、外來思潮和人文地理進行了總體觀照，為後文兩位作家的具體分析做了很好的鋪墊，有助於從整體到局部全麵把握作家的創作特點。通過這樣的方式提煉出來的文學創作經驗和教訓就更加有說服力和學術價值。
對豐富複雜的湖北文壇二十五年來的文學現象進行全景式的觀照並作出流變規律的分析是一項有相當難度和挑戰性的工作，縱觀全書，編撰者的學術預想和學術目標得到了初步實現，以上幾點的分析與歸納僅僅反映了研究工作中部分特色，更多更深入的總結留待讀者的發現，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編撰者努力把握當下地方文學“脈搏”的勇氣與膽量、注重價值判斷與多元取向的融和統一、宏觀把握和與各類文體發展研究的分類組合，使得該書獲得了創新性、厚重性、係統性的特點，這與著作者們甘於寂寞的學術精神和艱辛紮實的學術探索是分不開的。
自然，該著也有其不足之處，雖然在緒論中提出了宏大的研究設想和一些很值得關注的湖北文壇現象，如楚文化精神的失落、湖北文學創作“慢半拍”的情況以及“世俗化精神”在湖北（武漢）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內在動因等等，但這些話題在具體寫作過程中卻沒有得到更加深入地發掘和研究，所作的分析闡釋也給讀者一種“不痛快”的感覺。湖北文學理論批評家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傳統作協批評力量比較單薄。李魯平長期在武漢文聯任職，長期從事文學批評工作，格外關注湖北文學。他的評論集《湖北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文學親曆》，帶有更多的湖北文學研究的現場感。從宏觀上看，《湖北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文學親曆》全麵反思、審視了近三十年湖北文學，勾勒了湖北文學發展的曆程與總結了湖北文學發展的經驗與教訓。李魯平的宏觀思考，著眼於文學發展規律與中國文學發展趨勢與高度，對湖北文學的總結就既有理論深度又貼近實際。不僅如此，《湖北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文學親曆》還細致地分析和評述了湖北代表性作家如鄧一光、劉醒龍等，又有湖北地區的小說、散文、詩歌的細致分析。宏觀與微觀的結合，深入地反映出了湖北文學地發展脈絡。論文集反映了作者良好的理論素養、敏銳的學術目光與細膩的文學感受能力。湖北地區理論批評家眾多，三十年來持之以恒地關注湖北文學的並不多。論文集的出版不僅是李魯平個人的收獲，也是湖北地域文學研究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