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學史》（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的創作受孕在一個特殊的年代，此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化熱”依然方興未艾，文化所開拓的主流話語以外的思想精神空間為文學史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言說方式。正如錢理群在文章所強調的：“早在80年代的文化熱中，研究者就在最終決定文學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況’與‘文學’之間發現了‘文化’的中介作用。”（錢理群：《現當代文學與大學教育關係的曆史考察》，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1期，第126頁。）正是對“文化”作為中介的重視和“文化”作為角度的切入，《湖北文學史》的書寫者——王齊洲與王澤龍，可以將文學史的話語實踐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從而獲得地域文學研究的自律性。雖然，史實還是那些史實，“通史”的結構體例也絕非新鮮事物，但是因為文化的加盟，才使得這些地方的語言藝術在折射和表現悠久的地域文化及其靈魂的時代新舊嬗變中獲得了新生。
“文學是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王齊洲、王澤龍：《湖北文學史》，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2頁。）——王齊洲在“上古文學”的開篇就完成了“文化”對“經濟”或“社會”主題的置換，“文化”理論支點的尋找和“單一”言說模式的打破，讓湖北文學史研究的話語實踐具有了更深刻、更豐富的內涵和更廣泛、更普遍的外延，這樣，湖北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之間就達成一種“互主性”的關係和狀態，形成了湖北地域文化與中華文化氣脈的銜連與對接，於是，湖北文學史就仿佛變成了一個沉積已久、亟待訴說的曆史斷層，而深埋其中的重大“曆史遺跡”不僅讓湖北文學史的研究與勘探獲得了自身的價值和意義，而且在局部與整一的文學現象的交織與重疊間達到又一輪高度契合。
難能可貴的是，《湖北文學史》作為當時的第一部湖北文學史專著，同時也是第一部地方文學通史，不僅從文化學的角度觀照了湖北文學的曆史進程，而且把具體的文化現象、文化載體（諸如自然、風俗、宗教、家庭、地域等）的研究與文學發展的關係結合起來；把文學創作、文學風格與內在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結合起來，注重文學發展規律和文學精神的深度開掘，從而使得這部地方文學史的撰寫能夠深入文學肌理與精髓，而沒有流於簡單、浮泛的資料整理和現象描述。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由於受到進化論和曆史目的論的影響，文學史的撰寫者在邏輯推演和知性解讀中，往往將豐富的、多元的文學現象簡單地整合到某些中心概念上，“將文學創作貶黜為一般曆史價值或審美價值的樣本”（鄭家建：《文學史的敘述問題》，載《東南學術》2001年第1期，第11頁。）。《湖北文學史》對荊楚文化精神的“知識考古”，則給地方文學的創作現象注入了新穎而豐富的意蘊和內涵，同時，文學創造又把時代的、地域的文化思想、文化精神加以個性化、典型化和精粹化了，注重文學創作的細致描述同文化精神的精心提煉緊密地結合是該書寫作特色之一。由此，在整個文學史敘述過程中，撰寫者為文化與文學之間構建了一個相互催生、相互交融、相互創造的關係。該書著者認為：要了解湖北文學，“必須首先了解楚文化，了解楚文化的靈魂——荊楚精神”，同時更進一步地指出“荊楚精神是湖北文學的精神之源”，上古時期之所以出現“天下文章，莫大於楚”（《楚寶·文苑論》）的鼎盛局麵，絕非偶然，而是楚文化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有容乃大的開放精神、念祖忠君的愛國精神、信神近鬼的浪漫精神和燭隱洞微的探索精神在特定曆史時期鼓蕩、高揚的體現。全書以此為起點考察了這一文化精神在湖北各個時期文學作品、文人思想上的主要表現。既概括了湖北各時期文學的美感特征，又從其美學風貌中尋覓出它們內在的前後相承的文化精神，從而把對文學的曆史敘述建立在一種共生、互動的框架之中。
對時間的劃定，一直以來是文學史研究者的難點，如何選取一個合理與恰當的曆史分期，不僅決定著文學史的內部書寫結構，同時也顯現著撰寫者的學術眼光和學術水平。對於《湖北文學史》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跨度來說，著者既沒有將其變成社會史的簡單比附，也沒有陷入編年體式的“精耕細作”，而是拉開了較為廣闊的曆史長度來考察、敘述文學史，按照湖北文學的發展劃分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和現代五個時期。上古追溯了遠古氏族的神話傳說至先秦的楚風餘韻；中古緬懷了封建盛世的漢賦興隆與唐音絕響；近古描繪了宋元的詞曲興盛與明清的文壇喧囂；近代回首了封建末世的楚聲餘緒與晚清社團的回光返照；現代則領略了五四以來建國之初的名家輩出與文類繁盛。應該說，這樣的劃分方式是合理的，既參照了社會發展與時代更迭，又兼顧了文學形態的興衰與審美特征的遷移。那麼，在具體的湖北文學史寫作過程中，寫作者便擁有了相對開放的自由度，不必囿於各個時期具體作家作品的詳細評介，而是在曆史文化的時代背景中，根據湖北文學的發展實際，抓住每個時代的特點，提煉出時代的文化精神，以統攝每個章節的書寫，正如著者所說：“去追溯湖北文學的浪漫氣質和絢麗風采，去尋繹湖北文學的獨特精神和優良傳統，去重鑄湖北文學的活潑生命和現代靈魂”（王齊洲、王澤龍：《湖北文學史》，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9頁。），顯示出統一中的多樣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