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1——重現傳統文學史的光輝——評於可訓的《王蒙傳論》
“傳論”，顧名思義，有傳有論。《王蒙傳論》即分為傳人和論文兩個部分，既通過王蒙的生平經曆來解釋王蒙的文藝活動，“以人釋文”；又從王蒙的文藝活動中來提煉王蒙的精神實質，“以文釋人”。然而本書又不僅僅是一部作家傳記，更是於可訓先生對當代中國文學史的治史觀念、治史方法等問題的個體思考。總體上看，《王蒙傳論》是傳統的文學史研究模式——“以作家、作品為中心”模式的回歸和超越，重現了傳統文學史的光輝。
一
有論者把文學史的治史方法按治史所關注的中心歸納為社會中心模式、作家中心模式、讀者中心模式和文本中心模式四種。傳統文學史寫作多為“作家、作品中心”模式。這種模式往往選取各時期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作為論述對象，把作者看做社會生活與文學間的中介。這種模式實際是“一種經過了近百年文學史治史實踐的檢驗的成功模型之一，它在認識作家與社會、作家與作品的關係，並以作家為中介溝通文學發展與社會發展等方麵可以說是卓有成效的”（葛紅兵：《文學史模式論》，《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但是，這種文學史寫作的模式，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局限。例如，在處理作家與社會關係時，容易陷入社會決定論，把作家看做是社會生活的“傳聲筒”。同時，它過分強調了作家對文學作品的支配作用。也正因為如此，傳統的“作家——作品中心”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受到文學史家的冷淡。此後，史家們積極探索文學史撰寫模式，一些新的文學史寫作模式競相采用，其中，話語模式、文化模式可謂炙手可熱，呈現出取代傳統“作家——作品中心”模式的趨勢。新近崛起的文學史研究模式，無疑拓寬了文學史研究視野。但是，作家、作品畢竟是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誠如錢理群所說：“我發現，現在的文學史研究和寫作越來越花哨，卻把最基本的東西忽略了：‘忘記’了文學史的大廈，主要是靠‘作家’，特別是‘大作家’支撐的；而作家的主要價值體現，就是他的‘作品’文本。離開了‘作家’和‘作品文本’這兩個基本要素，就談不上‘文學史’。在我看來，這是‘常識’；也許，在一些人看來，這是一種過時的、保守的文學史理解，那麼，我就甘願堅守這樣的‘回到常識’的返璞歸真的文學史理解。”（錢理群：《“以作家和作品為主體的文學史”寫作的嚐試——寫在前麵，《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作家、作品應該仍然是文學史敘述的中心。隻不過，對傳統的“作家、作品中心”模式應該革新與調整。《王蒙傳論》就是這樣一部既堅守了傳統文學史寫作模式，又有所超越的重要著作。它試圖以一個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極具代表性的“大作家”及其創作為對象，回歸這樣一種“返璞歸真的文學史理解”。
《王蒙傳論》以第十一章為界，共分兩個部分。前半側重論人，即以作家的生平經曆為主，後半則側重論文，具體解讀其代表作品。一個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論述結構已經呼之欲出。第十一章主要論述在“文化大革命”後王蒙回歸文學界最初的生活和創作。1978年，放逐邊疆十六載的王蒙，終得回到北戴河參與文藝界和文化人的“大會師”。卷入日常生活多年的王蒙，終於得以回歸到“文學界的公共生活空間”，他一直堅持的作家身份終於得以再度認同。於是，“日常王蒙”最終走向了“文學王蒙”。以此為界，筆者不僅注意到王蒙前後期的創作的相互關聯，其前期的命運和後期的創作更是互為印證與補充，不僅豐富了我們對王蒙此人的生活細節、思想動態的了解，更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其作品的多重視角。正如於可訓先生所說“這後一半的王蒙進行文學創作，又常常要向前一半的王蒙索取生活資源，這前一半的王蒙於是就得源源不斷地向後一半的王蒙輸送各種各樣的生活材料”（於可訓：《王蒙傳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頁。）。這樣的結構安排，不同於以往的“作家作品編年體”或是將作家個人生活與作品中的人物簡單對應的“反映論”模式，而是一個“傳人”與“論文”有機結合的模式，突破了文學創作和作家所處的社會生活之間簡單對應關係。
《王蒙傳論》在“引言”中提到，“給一位仍然在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的當代作家作傳，是一件很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冒險的事”（於可訓：《王蒙傳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那麼在麵對這樣一個還在不斷變化的對象和他所處的時代時，給其“一個蓋棺定論式的斷語”顯然也是不容易的。為此，《王蒙傳論》采取了不是從時代的社會生活出發來觀照王蒙，而是以王蒙的自身的主體意識作為研究的核心。因此，我們發現了《王蒙傳論》別具匠心地以王蒙各時期的代表作品名作為各章的標題。《王蒙傳論》十一章以後本就以論“文”為主，以作品名做標題可謂理所當然。但是，《王蒙傳論》前半部分要麼直接以作品名命名，如“青春萬歲”、“戀愛的季節”；要麼以王蒙作品中的名言為題，如“逍遙遊”即取自其長篇小說《狂歡的季節》；要麼以王蒙本人的生活語言為題，如“去新疆好不好”即為王蒙與妻子的通話。無論哪種方式都足見著者的匠心。它充分地顯示了於先生在對王蒙的人生曆程和創作進行分析時，力求貼近王蒙自身的思想狀況與精神症候的理路，體現了於先生力求忠實於傳者，把王蒙自身的文學觀、價值觀放在基礎位置的“信史”觀念的行文策略。這種研究思路在重視作家的主體精神的同時，又避免了傳統的“作家——作品中心”模式常常把作家當做時代與作品的中介的弊病，有效地革除了“作者中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