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如此，於可訓先生的這部洋洋五十多萬言的《王蒙傳論》，不僅是“傳”王蒙、“論”王蒙，更是“傳”中國當代文學史、“論”中國當代文學史。於可訓先生以一個當代文學史研究者的敏銳眼光，表達了對中國文學史的深度思考。在《王蒙傳論》引言中，於先生便提出了三個明確的“研究目標”：一是從王蒙的“革命者”的身份出發，從王蒙對革命的“堅守”和“付出”中探討20世紀在世界範圍內發生的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在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心靈深處所激起的複雜的精神回響。二是鑒於王蒙的創作與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和當代文學曆史的緊密聯係，從而追尋現實主義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演變的規律性，進而透視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軌跡。三是王蒙創作的求新求變呈現出20世紀中外文化和文學交流碰撞，從而探討其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文化色彩和隱含其中的現代性因素。無論是對“革命”的重新思考、對“現實主義傳統”發展的反思，還是從文化視角和現代性視野探討文學創作，都是當下文學研究的熱點和重點問題，這正是於可訓先生深厚而犀利的文學史家眼光的獨到所在。
首先，從文學和社會曆史的關係來看，於可訓先生攫取中國曆史中“革命”這個核心概念，從其對當代知識分子生活、精神和創作上的影響入手，寫就一部當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和文學審美史。王蒙作為一位當代中國極具典型性的作家，從一個“少年布爾什維克”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被打成右派而自我放逐新疆十六載，再到20世紀70年代末複出，這正是一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的“縮影”。於先生正是從他“革命者”和“文學家”的雙重身份中，探討“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影響。於先生先從革命內涵的轉變論述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與革命“天命攸歸”的必然聯係，他以為“‘革Q命’與進化論思想的結合，從根本上改變了‘革命’所固有的四時更替、天道輪回的觀念，轉而成了社會曆史發展進化的杠杆和動力”（於可訓：《王蒙傳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頁。），正是這種向前而非循環的現代革命觀把一批又一批的“少年”引進了革命的曆史。再以革命發展的進程為經線，以王蒙在其間的社會活動和心理變化為緯線，於先生為我們編織了一幅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圖，從革命初期的積極亢奮，到革命落潮期的懷疑掙紮，到反右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起伏際遇，再到改革開放大潮中的所去所從，於先生都以王蒙生平作為一個“參照物”，同則類之，異則存之，當代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知識分子的心理圖像便在其筆下緩緩展開。而近年來，“革命話語”無疑是一個熱門話題，將現代性本身理解成一種現代革命，將共產黨的革命和社會主義運動理解為一種政黨合法性的建立，或是對“後語境”下革命曆史小說的重新闡釋等許多的問題，其實都無法避開革命和知識分子的關係這一最基本的問題。因為曆史和文學的關係一直是文學史的一個核心問題，而當代中國曆史中一個核心概念就是“革命”，文學創作的主體絕大多數也正是知識分子，那麼這樣兩個核心的碰撞必然是核心之核心的問題。於可訓先生正是抓住了知識分子和革命必然而複雜的聯係這條主線，把握住知識分子作為革命的先鋒者、參與者、描繪者卻又是罹難者的特殊性，寫下了這部知識分子心靈和精神的發展史，這顯然是一個十分獨特而必要的角度。
其次，從文學自身的發展來看，盡管近年來的文學呈現出流派迭起、方法橫溢的多元化局麵，但現實主義一直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主流，於可訓先生即試圖以此為綱，以王蒙這個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及其創作為例，透視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與王蒙的“少共情結”和其革命道路相對應的，他的文學創作也一直和主流的現實主義傳統有不解之緣。20世紀50年代在“幹預生活”的文學潮流中，他憑著尚不成熟卻衝擊了業已形成的現實主義信條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從強化現實主義文學的批判性的角度成為“20世紀50年代中期興起的這次淵源複雜、影響深遠的文學潮流的代表人物”（於可訓：《王蒙傳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隨後他也因此蒙受了長期的人生苦難，但他並未改變這一現實主義的文學軌道，相繼發表了一係列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尤其是他複出後，在恢複和重建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過程中，由於吸收了歐美（包括蘇聯）現代主義文化和文學的某些因素，使他對某些僵化的教條的主流現實主義傳統有了自覺的“揚棄”和“反叛”。但這種反叛又不似某些先鋒派和前衛主義般走上現代主義的路途，而仍是在現實主義的範疇內容納一些異質因素的存在，所以說這種“反叛”其實是王蒙革新現實主義文學表現方法的一種大膽嚐試。於先生正是試圖從王蒙半個世紀以來的創作和文學活動中，勾勒出現實主義發展到當代中國的內部變革和外部衝擊後走向開放的趨勢。從強調現實主義批判性而引起軒然大波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到複出後種種的文學實驗性作品：如《布禮》中采用的“心理活動的結構”、《夜的眼》中的“感受先行”並“通過聯想不斷地進行時間和空間的對比”、《海的夢》主寫“情緒和意境”注意“留白”、《蝴蝶》表現“外力的作用使人性喪失”這個中外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筆下常出現的“異化”和“回歸”主題（柳鳴九主編：《西方文藝思潮論叢——二十世紀現實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頁。）等等，都是對傳統現實主義表現方法和主題的反思與革新。於先生把以王蒙為代表的一批中國作家的這種反思視作對中國大躍進時期浮誇的現實主義、“文化大革命”中現實主義傳統的斷裂與偽現實主義的盛行的矯正，也是和世界範圍內20世紀60年代主張容納現代主義的“無邊的現實主義”和20世紀70年代主張適度開放的“開放的現實主義”的挑戰的幾次思潮的一脈相承。用於先生自己的話說，即抓住了“王蒙與現實主義傳統和當代文學曆史之間的這種緊密關係和複雜聯係”，“追尋現實主義在當代文學中發展的規律性”，進而“透視整個中國當代文學曲折行進的曆史軌跡”。（於可訓：《王蒙傳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頁。）再次，從文學創作和文化背景的關係來看，於可訓先生還注意到了王蒙的中西大文化的視野和創作手法。王蒙不僅是一個有著中西文學背景的寫作者，對西方的文學和文論發展十分熟悉，而且能將其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創作出屬於中國、屬於自己的一套獨特的文學思維和話語。王蒙作為一個少年布爾什維克，從小便開始接觸許多的蘇聯文學作品《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虹》、《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在20世紀50年代這個全麵學習蘇聯的時期，蘇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機站長和總農藝師》、奧維奇金的《區裏的日常生活》等作品更是直接影響他創作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王蒙汲取了蘇聯文學的許多養分，並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注入了許多個人化的重新思考，如他在複出後就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部分內容看做是“尼古拉耶娃的小說的翻案文章”（王蒙：《撰餘贅語——〈王蒙談創作〉末篇》，《王蒙文集（第七卷）》，華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700頁。）。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又吸收了許多歐美文化和文學的思潮和技法，寫作了大量極具語言實驗色彩的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極具文化時尚的色彩。但筆者同時又指出，他也並未陷入所謂的先鋒實驗和前衛中不能自拔，而是很好地把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融入到中國的現實主義傳統中加以改造和利用，因此他盡管是所謂中國“意識流”創作的代表人物，但他對“意識流”的理解其實帶有很強的觀念和手法上的功利主義色彩，最終目的仍是為突破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中已日漸僵化的部分罷了。於先生正是把握到了王蒙這種深受西方文學影響卻又能“中體西用”，並兼具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種種複雜的文化色彩的創作特質，從對王蒙創作的“本土”和“舶來”雙重話語的剝離細析中，探討半個世紀以來中外文學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軌跡。這種大文化的文學史治史方法不僅是對當下“文化模式”的一個回應，也將其放到一個世界的、全球化的視野中加以考量，無疑是更為客觀和準確的，是一個非常值得借鑒的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