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2——曆史的祛魅與探源——論李遇春的文學批評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最顯著的特征是通過具體作家作品的闡釋來表現既定的理論、觀念。當代文學批評發展的前三十年，文學批評主要是以革命現實主義作為理論尺度。進入新時期後，當代文學批評主要以西方人道主義、存在主義、形式主義為基本理論來闡釋文學。在一定的理論觀照下，文學作品顯示了某種觀念的純粹性，具體作家作品也常常被看做是特定抽象理念的具體化對象。隨著當代文學批評學院化進程加快後，這種闡釋型的文學批評更是占據了主流位置。理論闡釋型的文學批評能充分顯示文學作品的深度意義，能彰顯作家的精神特征。但是，也落下了缺乏曆史感、缺乏實證的詬病。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走上了側重實證的文學批評的道路。李遇春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從總體上看，李遇春的文學批評最顯著的特點是“曆史”批評。這裏所講的“曆史”批評，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曆史批評，即注重文學與社會曆史發展之間的“必然”關係的批評觀念。“曆史”批評作為學院批評的一種新形態，有別於闡釋型的文學批評，它注重實證研究，推崇史料，強調文學的曆史連續性視野。“曆史”批評，注重把文學還原到具體的、複雜的曆史場景之中，注重文學作品之間、文學作品與社會文化之間複雜的曆史性關聯。
一
李遇春自1996年跟隨於可訓先生學習伊始，就踏入了文學批評的領域，屈指算來已有15年的曆史。李遇春的碩士學位論文和博士學位論文具有鮮明的闡釋性特征，他們都以某個（些）理論武器來闡釋作家的文學創作。最初，李遇春癡迷於精神分析學，他的碩士學位論文《苦難的象征——張賢亮小說創作的深層心理探析》即主要以精神分析學和神話原型批評的方法，研究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張賢亮，取得了張賢亮研究上的一些重要突破。隨後，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於可訓先生的指導下，李遇春擴展了研究對象，也拓深了研究方法。他開始在精神分析學的基礎上，融貫話語研究的方法，對上世紀40—70年代的文學展開總體研究，這一成果彙聚在他的專著《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中。這本書雖然正式出版於2007年，但具體的構思和寫作卻在1999—2002年間。
20世紀40—70年代的中國文學創作，常常被認為缺乏文學性，充斥了太強烈的政治色彩。因此，學術界一度對這個階段的文學價值評價比較低，研究也很薄弱。《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大量借鑒了西方文學理論，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拉康的鏡像理論、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福柯的權力理論和話語分析。但是，李遇春在研究過程中，懸置了價值評判，致力於勾勒這一曆史時期中國文學的曆史狀況。李遇春的這本當代文學著作與流行的當代文學批評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作者運用西方文學理論的目的並不是要以這些理論作為標尺來闡釋、評價作家的文學創作，而是通過這些理論力求有效地顯示一個時期的文學創作與文學發展狀況。他力求表現20世紀40—70年代中國各類作家在某種特定的文化形態支配下，創作出了“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品的曆史狀況。為此，李遇春以中國作家心靈世界的深度揭示為媒介，發掘了1940—1970年代中國文學的複雜性。讓我們看到，這個時期的文學並非是對政治的簡單回應，而是充滿了作家主體人格的掙紮。以作家心靈、人格與社會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為紐帶，《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還原”了1940—1970年代中國文學的曆史麵貌。這部著作實際上已經從注重闡釋的學院批評，邁向了描述曆史事實的“曆史”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