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作家創作的心靈的曆史感，使李遇春發現了文學史的複雜性，他看到作家的創作並非總是刻意闡釋某種概念與理念。沿著顯示文學複雜性的“曆史”批評的學術理路，李遇春進一步深入地揭示了當代文學史的複雜狀況。例如他對賀敬之文學創作的研究，呈現了一個豐富複雜的詩人形象。在一般研究者眼裏，賀敬之就是一個“扁平”的政治型作家。但是，在李遇春眼裏，賀敬之是一個“複雜”的作家，他的文學創作無法用某種理念、概念完全概括。即使是賀敬之的紅色經典作品，李遇春也發現了它的複雜性。他認為：“賀敬之的紅色經典大致上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以《白毛女》為代表的民族新歌劇，它們在主題話語上呈現出話語融合的三重性特征，展示了賀敬之深厚的生活和藝術根基。第二種是以《回延安》為代表的政治抒情詩短章，它們在主題話語上呈現出話語融合的二重性，顯露了賀敬之卓越的藝術才情。第三種是以《放聲歌唱》為代表的長篇政治抒情詩，雖然它們的主題話語是單一的，但它們的文體話語是多元融合的，而且在它們單純的主題話語與多元的文體話語之間也實現了較高程度的有機融合。”（李遇春：《一種新型的文學話語空間的開創——重讀賀敬之的“紅色經典”》，《長江學術》，2006年第1期。）貼近曆史狀況的分析，徹底瓦解了學術研究的先驗之見。李遇春的“曆史”批評顯示了在彰顯文學史的複雜性與豐富性上的獨到之處。同樣，李遇春的另外一篇文章《六十年代初曆史小說中的杜甫形象》，也鮮明地體現了“曆史”批評的銳利。《六十年代初曆史小說中的杜甫形象》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曆史小說熱潮中以杜甫為主人公的五篇曆史小說的敘事策略進行了剖析。李遇春認為，馮至的《白發生黑絲》和包全萬、劉繼才的《杜甫在夔州》從革命話語出發，通過喜劇情節結構的編排，書寫了革命化的杜甫形象；黃秋耘的《杜子美還家》和桂茂的《孤舟湘行紀》從被壓抑的啟蒙話語出發，通過悲劇情節結構的編排，書寫了另一種隱含有現代啟蒙色彩的杜甫形象；而姚雪垠的《草堂春秋》從古典話語出發，把作者的精神（心理）結構投射在小說的悲喜劇結構之中，重新書寫了古典形態的杜甫形象。通過對當代曆史小說中杜甫形象的分析，李遇春顯示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中國文學話語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二
2005年於可訓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編年史》立項，李遇春承擔了當代文學編年史部分的研究任務。編纂《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成為李遇春學術興趣轉型的重要契機。《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突出的特點是擯棄了當代文學的曆史分期問題。當代文學的曆史分期有幾種不同的劃分方法。但是，無論哪種劃分方法都無法回避的事實是，當代文學的曆史分期同中國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的曆史分期一樣，並不是文學史本身的問題，而是屬於現代性事件。利奧塔指出：“曆史時期的劃分屬於一種現代性特有的癡迷。時期的劃分是將事件置於一個曆時分析當中，而曆時分析又受著革命原則的製約，同樣，現代性包含了戰勝的承諾，它必須標明一個時期的結束和下一個時期開始的日期，由於一個人剛剛開始一個時期時都是全新的，因而要將時鍾調到一個新的時間，要從零重新開始。在基督教、笛卡兒或雅各賓時代，都要做一個相同的舉動，即標識出元年，一方麵表示默示和贖罪，另一方麵是再生和更新，或是再次革命和重獲自由。”（［法］利奧塔：《重寫現代性》，阿黛譯，《國外社會科學》1986年第8期。）在利奧塔看來，文學史的分期反映的不是文學自身的曆史狀態，而是人們對於文學史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明顯地體現了曆史主體的意誌。文學史的分期，表麵上是對文學史發展軌跡的呈現，事實上它卻是對文學史的遮蔽。因為，文學史的分期，更多的是一種主觀意誌，是分期者的主體之思對客體文學史的個人化理解，是一種現代性事件，而非文學史的客觀描述。換而言之，當代文學史的分期，實質上是現代性的觀念對文學事實的掩蓋。而編年史放棄文學分期，是回歸文學事實、文學史真實的主要方法。經過當代文學編年史編纂的熏陶，李遇春的文學批評發生了質的變化，真正完成了從觀念的闡釋走向尋求文學史的真實麵貌的轉變。
而李遇春近年來從事的中國現當代舊體詩詞的研究，正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舊體詩詞作為傳統文學，在五四文學時期就被打倒在地，被清掃出了現代文學史的大門。自有當代文學史以來，除了極少數當代文學史教材，出於政治因素的考慮，收錄了毛澤東、朱德、陳毅等政治家的舊體詩詞外，一般的文學史著述都把舊體詩詞排斥在文學史大門外。其實，無論是現代文學史還是當代文學史上，都有不少詩家詞客寫下了優秀的舊體詩詞作品。著名新文學家魯迅、郭沫若、茅盾、朱自清、聞一多、王統照、俞平伯、葉聖陶、林語堂、老舍、鬱達夫、田漢、豐子愷、沈從文、錢鍾書、馮至、胡風、何其芳、蕭軍、施蟄存、臧克家、光未然、辛笛、吳祖光、鍾敬文等人紛紛寫過舊體詩詞，著名人文社科學者如王國維、俞平伯、吳宓、吳梅、陳寅恪、顧隨、夏承燾、王力、唐圭璋、王季思、楚圖南、周穀城、趙樸初、吳世昌、程千帆、沈祖棻、費孝通、李一氓、胡繩、繆鉞、楊憲益、舒蕪、周汝昌、霍鬆林、厲以寧，還有香港的饒宗頤、美國的周策縱、加拿大的葉嘉瑩等人也都樂於以舊體詩詞為“餘事”，至於藝術家如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張伯駒、吳湖帆等，自然科學家如華羅庚、蘇步青、翁文灝、顧毓琇、黃萬裏等熱衷於寫舊體詩詞也都卓然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