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與大規模的融入傳統研究方法不同，轉型時期湖北地區一批學者銳意進取和創新的努力，主要體現在對西方理論與方法的借鑒與應用上。他們的研究常從文化學、美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相關知識出發，在一些重要領域進行深入挖掘，取得了較好效果。
文化學研究如周曉明的《多源與多元：從中國留學族到新月派》，著作將新月派置身於中國留學文化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從世界化、現代化、文化化等視域對新月派進行了準確的曆史定位：首先，新月派作為後五四時期以美英留學者為主體的社團和群體，其文化、文學活動明顯地具有留美文化、尤其是美英留學文化的性質，它在現代中國跨文化交流、特別是美英文化文學思潮的傳播和濡化過程中扮演了中介和中堅作用；其次，新月派同其他新文化、新文學社團或派別一起，致力於以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為表征的現代文化變革，並以其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文化文學實踐，為現代中國文化的轉型和新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獨特的、一方麵的貢獻；第三，在文化化視域中，新月派作為作為深受美英文化傳統影響的、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自由派、改良派，與其他各種思想派別，尤其是與左右兩大文化思潮、文化派別處於比照和對立之中，使中國文化呈現出多源與多元互動並存的精彩格局，同時也因之獲得了獨立存在的價值。這樣，著作通過尋找文學社團流派發展的軌跡，找到其在世界化、現代化、文化化等視域中的位置及相應的因果關係，說明文學不是做單線的自足的發展運動，而是有著更加開放廣闊的生存時空——多源與多元的文化時空。
此外，李遇春的《權力·主體·話語——20世紀40—7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和周新民的《人的出場與嬗變——近三十年中國小說中的人的話語研究》等著作從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個角度對一時期的文學史進行了精細的研究，理論運用得當且論述嚴謹、闡釋充分，體現了敢於創新的學術勇氣。譬如上述二著都借鑒了福柯的話語理論，但重心各所不同：李著同時結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探討紅色文學秩序中中國作家的話語狀況，揭示其與作家心理、文化語境之間的複雜關係，周著則主要借鑒話語理論的譜係分析和批判分析方法，揭示了“人”的話語的曆史性特點，並以“文革”後近三十年的小說創作為例，在縱橫兩方麵構築起一個完整的“人”的話語網絡，最終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生成與發展受西方影響頗多，這使西方理論的運用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與合理性。但西方理論的實踐與運用必須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文化語境基礎上，脫離具體語境談問題是非常荒謬的。上述幾部著作在借鑒西學理論的同時，都十分注重本土化的文化語境和創作實際，這也是它們能夠產生影響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時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由於市場經濟的震蕩，原有的學術生態遭到了嚴重破壞，出現了價值觀念和評判標準的失衡，學科邊緣化現象越來越嚴重。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同樣受到目前普遍浮躁的社會心態的影響，但湖北地區學者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卻表現出了“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學態度，取得了豐碩成果。他們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塌實的學術作風令人敬佩！也正是從他們身上體現出了對文學審美的執著和當代知識分子的靈魂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