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的多角度滲透主要體現在兩方麵：一者顯性表現為文學史與文化史的影響研究，如陳國恩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外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的曆史與文化透視》、昌切的《世紀橋頭凝思：文化走勢與文學趨向》、樊星的《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和《當代文學與多維文化》、張衛中的《新時期小說的流變與中國傳統文化》、李俊國的《中國現代都市小說研究》等分別對文學發展與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地域文化、代際文化等的內在關聯做了準確合理的分析，對各種文化傳統、文化潮流對文學的衝擊和影響作出有力的價值判斷，體現了著作者獨特的理論視角，不僅如此，這種影響研究也讓文學史的敘述變得更加豐滿生動，譬如李俊國的《中國現代都市小說研究》，作者在當前比較成熟的都市文化背景下，對中國現代都市小說進行重新審視，做出了新的判斷，並對與都市文學相關的都市文學經驗、都市言說方式等創作問題也做了回顧與總結，極富啟發性，更增加都市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上的表現力。另一方麵的表現要隱秘的多，它滲透在文學史研究的過程中，體現為著作者較為宏闊的文化視野。如於可訓主編的《中國文學編年史》（現、當代卷）、黃曼君主編的《中國近百年文學理論批評史》、古遠清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方長安的《選擇·接受·轉化——晚清至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文學流變與日本文學關係》等，都將文學研究與文化視野較好的結合起來，尋找到二者精神上的一致性，由於上麵已經提及，這裏不再贅述。
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滲入對文學史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可能從一個側麵深入文學史的研究。但如若三者的關係處理不當，則可能對文學史的審美本位造成威脅，使文學史蛻變為思想史或文化史的附庸。本地區學者在處理三者關係時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譬如廖超慧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在結構上一個突出的貢獻，就是突破了以往文學史或思潮史以中國革命史為參照係進行的曆史分期，轉而從文學的內部構成出發，將論爭史劃分為“中外人文思潮認同的差異”、“審美追求的差異”和“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合流”三大部分。從現代文學思潮論爭的哲學層、美學層、文學層三個層麵進行了分別進行了闡釋，以求“充分體現文學自身的特征及科學性、開放性和民族性”和“深入地揭示這一曆史時代思潮論爭的因由和實質，以探索其發展規律。”（廖超慧《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後記》，武漢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47頁。）。著作的整體成就肯定了這一結構的合理性。
相對而言，張箭飛的《魯迅詩化小說研究》從詩化小說理論入手，將魯迅小說納入到一個新的研究體係當中，不僅體現了作者的審美自覺，同時還從另一角度重新點燃了傳統研究理念的光芒。著作依據詩歌的文本特征，將詩化小說“豐盈的詩意”還原為三個層次：思理的層次、意象的層次和音樂的層次，三者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構建了完整而獨特、有限而抒情的魯迅詩性敘事的統一體。並進一步以細讀的方法深入解析魯迅詩化小說的風格構成及表現形態，大大拓展了魯迅小說研究的視域。可以肯定的是，從文學內部角度來理解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張著提供了有益的嚐試，它可能挖掘民族文學的真正價值和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