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原諒，”我說，“但是我的好奇心不是毫無根據的。我喜歡觀察，而且我了解南方。當樂隊奏起‘迪克西’時，我相信那位為這隻樂曲喝采特別賣勁、假裝對南方最為忠誠的人一定來自新澤西州的塞考卡，或者在本市默裏·希爾·呂克昂和哈萊姆河之間。我正要尋問這位紳士來證實我的看法，恰好被打斷。當然，我必須承認，你的理論才是更大的理論。”
現在，黑發小夥子對我說：“我倒喜歡成為一枝長春花，長在峽穀之巔，高唱嘟——啦盧——拉盧。”
很顯然，他也是按自己的一套習慣思考的，但這太過於朦朧了，因此，我又轉向科格蘭。
“我已經圍繞地球走了十二遍，”他說，“我了解到厄珀納維克的一位愛斯基摩人寄錢到辛辛那提去買領帶，我看到烏拉圭的牧羊人在一次‘戰鬥小灣’早餐食品謎語競賽中獲了獎。我在開羅、希臘各為一間房付了房租，在橫濱為另一間付了全年租金。上海的一家茶館專門為我準備了一雙拖鞋，在裏約熱內盧的賈尼羅或者西雅圖，我不必告訴他們怎樣給我煮蛋。這個世界又舊又小。吹噓自己是北方人、南方人有什麼用呢？吹噓山穀中的舊莊園的房舍、克裏夫蘭市的歐幾裏德大街、派克峰、弗吉尼亞的費爾法克斯縣或阿飛公寓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又有什麼用呢？隻有當我們摒棄這些糊塗觀念之時，即哪怕我們碰巧出生在某個發黴的城市或者十公頃沼澤地也沾沾自喜的時候，這個世界才會變得更美好。”
“你這位世界公民似乎貨真價實，”我羨慕地說，“不過，你似乎也抵毀了愛國主義。”
“那是石器時代的殘餘，”科格蘭激烈地宣稱，“無論是中國人、英國人、祖魯人，還是巴塔哥尼亞人以及住在海灣的人，我們都是兄弟。將來總有這麼一天，一切為自己出生的城市、州、地區或國家的自豪感將一掃而光，正如我們理所應當成為的那樣——世界公民。”
“可是，當你身處陌生的地方時，”我仍堅持道，“你的思想是否會回複到某個地點——某些親近的和……”
“我永遠不企望這樣一個地點，”E·拉什莫爾·科格蘭毫不在意地打斷我，“這一大塊陸地的世界是行星的東西，隻稍微把兩極弄平一點，稱之為地球，這就是我的寓所。當然，我在國外碰到類似的事情許多。我見過芝加哥人在威尼斯的月夜，坐在鳳尾船上，吹噓他們的排水溝。我見過一位被介紹給英格蘭國王的南方人，他連眼皮子也不眨一下，便把消息通給了那位獨裁者——他母親方麵的一位姑婆，通過婚姻關係，同查爾斯頓的珀金斯家的人搭上了關係。我知道一位紐約人被幾個阿富汗的匪徒綁架索取贖金，等他的人送錢去，才同代理人一道回到喀布爾。我不是固定在直經不足八千英裏的任何地方。請記下我，E·拉什莫爾·科格蘭，是世界公民，屬於整個地球。”
我的世界公民作了個誇張的辭別動作，而後離開了我。因為他在閑談之間透過煙霧看見了某個熟悉的人。因此，隻留下黑發小夥子和我坐在小桌旁。想當長春花的人屈尊於維爾茨堡酒，再也沒有能力去聲言他在穀頂上唱歌的抱負了。
我坐在那兒，回味著我那明白無誤的世界公民的一言一行，弄不準怎麼那位詩人沒有注意到他。他是我的新發現，我信賴他。那是怎麼回事呢？“靠這些城市撫育著人們，讓他們來來往往，但僅僅依附於城市的折縫之中，有如孩子依附於母親的睡袍一樣。”
然而，E·拉什莫爾·科格蘭與那位詩人截然不同，他把整個世界作為他的……
突然，從咖啡館另一邊傳來高聲叫喊和爭執，我也因此從沉思默想中驚醒。從坐著的顧客頭頂上望過去，我看見E·拉什莫爾·科格蘭和另一個陌生人正在激烈搏鬥。他倆在桌子之間打來打去，玻璃杯砸碎了，附近的人抓起帽子還來不及躲開便被打翻在地，一位微黑女郎尖聲叫喊，另一位金發女郎卻開始唱《取笑》。
科格蘭，我的世界公民，仍保持著地球的驕傲和名聲。就在這時，侍者們利用著名的飛速楔形結構插入兩個格鬥者之間，盡管他們仍在全力抵抗，但最終還是被推出了咖啡館。
我叫住一位法國侍者麥卡錫，問他爭執的緣由。
“打紅領帶的那個人給惹火了，因為另一個談起了他出生的那個地方，並說那裏的人行道和供水都非常差勁。”
“哦，”我難為情地說，“那人是個世界公民——屬於整個地球，他……”
“原籍是緬因州的馬托瓦姆基格，”麥卡錫繼續道，“他說他不願再忍受那個鬼地方，想把它徹底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