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依據《日本國憲法》，天皇是國家的象征，也是國民的統一象征。另一方麵，神和世俗是相對的概念，要保持神性就不得不犧牲“人性”。在日本，皇室之人被稱作“居於雲上者”，而既然生活在雲端，世俗之事當然不好過問，於是天皇便自動放棄了行政大權，一心一意扮演人間之神，盡可能不問人間世事，和“人”保持距離。人的世界終究要由人來掌管，日本人講究各安其分，人有人道，神有神道，放權力於人，是身為“神”的天皇的生存之道，雖然天皇從不用像中國皇帝那般日日夜夜擔心自家基業為外姓取代，但也有被罷黜廢棄的危險，天皇若想平安一生，不得不老老實實聽命於國家的實權派。
粗粗一看，日本的曆史遠不如中國那般跌宕起伏，它沒有三番五次的朝代更替，但皇室的“萬世一係”不代表國家的長治久安，有人的地方就有紛爭。幕府、將軍從沒停止過對權力的爭奪，他們都悉心培養著自己的親信。在殘酷慘烈的鬥爭中，隻有強者才能生存下來。日本的曆史有數不清的戰亂，而在無情的現實麵前，對他人仁愛就是對自己殘忍，為敵人歎息心軟往往會招致自我的死亡。充滿著悲天憫人情懷的佛教，到了日本之後竟也沾染了幾分暴虐的氣息。“見佛殺佛，見鬼殺鬼”，日本人受禪宗影響至深，為了達到目的，他們要掃平前行路上的一切障礙，心無旁騖。
一個弱小的民族若要強大起來，這種舍生忘死的執著精神必不可少。日本人常說“像死人一樣地活著”，實際上也是在強調一心一意地為目標奮進，而這個目標是否正義，則不在考慮範圍內，至於這個目標在實行過程中遭遇的道德良知的羈絆，更應被果斷地拋卻一旁。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日本軍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會表現得如此殘忍。
一個弱小的民族若要強大起來，單靠全身心奔赴目標的精神還遠遠不夠，還必須被嚴格地組織起來，對天皇的崇敬讓日本人在信仰上團結一致。
明治維新後，日本雖日益強大起來，卻無法改變整個亞洲此時已淪為西方列強競相追逐的獵物的事實。發展資本主義需要市場，正苦惱於自家狹小麵積的日本，將視線轉向日漸衰落的鄰國，侵略的野心，“我不殺人，人便殺我”的憂慮交織在一起，很快，日本走軍國主義道路的思想確立起來，日本舉國皆兵，空前團結。軍人的利益和國民的利益趨於一體，作為軍國主義的精神力量之源，從前適用於武士們的武士道思想一下子成為全民適用的思想。武士不畏死，在二戰戰場上，除了暴虐外，日本人給人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就是不怕死，日本的軍隊對醫療設施漠不關心，對傷員大多不管不問。
每個日本人心中都有一個武士，而在盛行於江戶武士間，集中論述日本武士道思想，也是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的著作《葉隱》中曾這樣說道：“所謂武士道，即決意一死，當汝處歧路之時，應速擇死路。……好生惡死，雖生猶為懦夫，未達目的而死，雖為徒死，絕不為恥。”
切腹，是最具日本特色的自殺方式。在古代，打了敗仗的人是要切腹的。進諫不成要切腹，未完成君主交托的使命也要切腹……即便在現代，切腹而死對日本人都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和通常的求死之人不同，武士們期望用死亡展現自己的勇氣，在他們眼裏，切腹因極度的痛苦而崇高，是最能體現人的勇氣的自殺方式。二戰結束後，日本確立起一係列完備的民主製度，防止其軍國主義死灰複燃。但作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軍國主義思想在失去了生長土壤後依舊穿梭在人們心間，像武士那樣生，像武士那樣死，依舊為日本人稱頌。和普魯斯特、喬伊斯、托馬斯·曼等人並稱為20世紀四大代表作家的三島由紀夫，就在正值壯年之際，用切腹的方式自殺身亡。在這個一生都為日本古典美所傾倒的文學家眼裏，切腹是最能表現男子之美的死亡方式。
三島由紀夫切腹，曾經被當時的日本輿論視為笑談。事過境遷這麼多年，忽然地，三島由紀夫的形象被日本人重塑了起來，並被抬至到了一個偶像的地位，他的切腹故事又重新成為日本國人茶餘飯後的談資。顯然，讓日本人輕易忘卻那已經植根的武士道，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曾經，軍國主義把日本人變成了戰爭的機器，日本國民也被打上了軍事強人的烙印。這種曖昧的關係，很難徹底劃清界限。日本武士道在根性與時代性間到底何去何從，豈是一言半語所能闡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