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日本統治者處於何種心態，總之，這次文字的挑釁弄得隋朝皇帝很不高興。當然，一貫被捧慣了的當朝天子，被一個小小的不起眼的鄰國天子如此稱之，換了誰也不見得能泰然處之。隋煬帝發了脾氣，不過，中國是有氣度的民族，對日本人慷慨慣了的中國人，依舊是一副高姿態——照樣派遣使者回訪日本，而且還派送了大量禮品和文化用品。
也許是前麵國書的投石問路沒有什麼動靜，在 聖 德 太 子書寫的第二封國書中，日本人更是毫不客氣地把中國皇帝降了格，這封國書辟頭寫道：東天皇敬白西皇帝。如果說前一封的國書日本人還半遮半掩地，那此時的日本國王，已經毫不謙遜地以天皇自居了，但已經在第一封國書中被占了便宜的隋朝皇帝還是沒有提高警惕，被降了格的隋朝皇帝照樣寬宏大量地接受了國書，還欣然答應培養從日本來的8位留學生。而這些留學生，在後來日本本國的大化改新中發揮了核心的作用。
公元645年，日本國正式開始效仿中國隋唐體製，進行了大刀闊斧地革新，而那次革新的指導思想就是學習中國唐朝先進的政治和軍事製度，進而加強中央集權，提升日本的國力，曆史上將那次變革稱為“大化革新”。
大 化 革 新 的 直接目的當然是為了增強國力，從而達到維護天皇權威的目的。但利用大化革新的機會，日本也加快了其軍事擴張的腳步，而挑戰朝鮮乃至中國，也是他們另一層實際的考慮。在大化革新剛剛取得成效的公元663年，日本人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試驗一下自己革新的成就。於是，日本向自己的恩人朝鮮和恩師中國舉起了倭刀。事實上，日本壓根就不是一個感恩的民族，地理位置的劣勢使他們有擴充板塊的野心，而地理位置的優勢又為他們的野心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在公元663年，即中國唐朝高宗時代的龍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派遣了23000名官兵攻打新羅，意欲趁朝鮮半島混戰的機會攻入朝鮮，威脅唐朝的藩屬國新羅。同年8月，日本軍與唐朝和新羅的聯軍在朝鮮的白村江交戰，遭到慘敗。
可以說，白村江之戰，是中國軍隊第一次大規模的抗日鬥爭，從此也奠定了接近1000年的東亞政治格局，於中國和日本乃至整個東亞，都具有深遠的曆史影響和借鑒意義。
在白村江，日本人上演了一幕對自己的恩人恩將仇報的醜劇，這裏的因果緣由也是頗值得玩味，這些還得從當時整個朝鮮半島的政治格局談起。
公元594年，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新羅開始向隋朝朝貢，14年後，也就是公元608年，日本也開始向隋朝派遣使節。當中國進入唐朝年間，中國開始與高句麗、百濟、新羅建立冊封關係。
7世紀中葉，朝鮮半島矛盾尖銳，紛爭升級。655年，高句麗與百濟更是聯手進攻新羅，無奈之下，新羅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將率水陸聯軍13萬前往救援，大敗百濟，俘獲其國王。瀕臨滅亡的百濟遺臣鬼室福信向當時的大和朝廷求救，並要求送還在日本作人質的豐璋王子。
當時處於大化革新後的日本，正由農奴製向封建製轉化。那段時期其實就是日本國內新舊勢力之間的利益博弈，而 這 場 博 弈也 使 得 日本國內處於矛盾激化和社會動蕩之中。為 了 轉 移 國 內 守舊 勢 力 的 鋒 芒 和 人民群眾的不滿，同時也為了擴大其在朝鮮半島的影響，日本人答應了百濟的要求，遂出兵朝鮮半島。這樣以來，原本朝鮮半島的糾紛進而擴大為東亞地區的國際爭端。
白村江之戰日本的慘敗，一方麵教訓了日本人，使他們意識到，任何時候都隻有實力才是爭取國際利益的標準。日本憑其弱小之力想與當時國力鼎盛的中國一較高低，無異於以卵擊石，不自量力；另一方麵，戰後唐朝對侵朝的日本既往不咎的寬宏之舉，又從另一側麵刺激了日本人，使日本人意識到有機可乘。這樣，恩將仇報的種子更是深植土中，早晚要破土而出，以德報怨。長久以來，日本就是一個不甘人後的民族。在日本人看來，要證 明 自 己 的 強者地位，隻有征服；要使世人承認日本人的神國地位，從而滿足他們民族的征服欲和體現他們的強勢，唯一的選擇就是擊敗被其他人認可的強者。顯然，中國無疑就是一個很好的假想敵，雖然一直以來，長期在世界上處於最強者位置的中國，給日本發展予以了莫大的幫助，而唐朝的中國人，更可稱之為是日本人的師傅。但日本人卻毫不領情，他們學習強者的目的就是向昔日的強者挑戰，甚至試圖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