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白村江的前車之鑒，日本人對唐朝更加恭順，似乎就像兩國間壓根就沒有發生過什麼不愉快的事情一樣，同時還更加頻繁地與唐朝往來聯係。史書上記載，在白村江戰役之前，日本已經派遣過4次遣唐使。而白村江戰役後，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頻率、使團規模和影響力都遠遠超過戰爭之前。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669年至733年這60多年間，日本的遣唐使團規模較大，一般為4條船，五六百人，約是戰前的兩三倍。
日本以遣唐使團叩訪中國的方式與中國進行文化和經濟的交流，以此在政治上標榜與中國的睦鄰關係，在經濟上也得到了本國宮廷貴族需求的珍貴物產。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交流方式，他們在文化上吸取了唐代豐富的典章製度，特別是關於唐朝的軍事，他們尤為注意學習。據一些學者考證，日本特別注意對中國軍事技術和兵法的引進。公元9世紀，日本朝廷已收藏中國兵法近30種，當時中國將領案頭的常見兵書已應有盡有。可見，日本挑戰中國的意願沒有任何改變。隻不過，他們在等待時機，一個可以證明自己已經學滿出師、一鳴驚人的機會。
在唐朝衰敗、中國陷入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麵後，現實的日本人看到中國國勢趨於衰弱，就很少再派遣遣唐使過來朝貢了。這一點也足可證明，日本人的強者意識使他們隻認可強者的國度，對於弱勢國家，他們沒有興趣來往。
在明朝萬曆年間，中國再次陷入政治動蕩局麵。當時的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在國內掃蕩諸侯、一統群雄後，以為他們苦苦等待的機會終於來臨了。豐臣秀吉決定取道朝鮮，征發中國。出征前，豐臣秀吉在軍前宣誓，揚言要在有生之年，將唐之領土納入日本的版圖之內。
然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此時的明王朝盡管已經腐敗不堪，但餘威尚存。在第一輪的挑釁中，日本在明朝和朝鮮的聯軍使用的新式火器的打壓下，損失過半。事隔5年，不甘心的日軍再次入朝。而這一次，日本再次被中朝的聯合水軍擊潰，加上國內反對勢力作亂，豐臣秀吉在內外的雙重打擊下結束了生命。日本的這輪挑戰依然是無功而返。
隨後，滿清入關，大清王朝國力日益鼎盛，日本人在此200年間安守本分，未敢輕舉妄動。但奉行閉關鎖國的清朝，在道光之後國力就急轉直下，終於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被英國人打敗，中國從此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兩次失敗，讓日本人深深感受到了歐洲列強侵略的恐怖，他們更加認定了要想不做任人宰割的牛羊，就要做手持屠刀的屠夫。隨後，在中國社會淪入西方列強魔掌成為半殖民地的30年時間裏，日本加緊了本國各個領域的發展。1868年，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3年後，日本國力終有上升，日本國內的武士階層開始蠢蠢欲動，他們認為已經具備了再次挑戰中國的實力，新一輪挑戰中國人的機會已經近在眼前。
於是，明治六年，日軍開始侵略台灣；明治八年，日本人強迫中國的藩屬國琉球與清朝解除冊封關係；明治十二年，日本公然吞並琉球，改名衝繩縣。至1895年，日本人在甲午戰爭中徹底擊敗清朝，徹底改變了近2000年來的力量對比。
事實上，甲午戰爭是一場毫無懸念的對弈。日本的絕對勝利與中國的徹底失敗，從一開始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決戰前夕，日本人麵對千年勁敵，從最高的天皇到底層的百姓，都嚴陣以待，做了最全麵的動員和最壞的準備。日本皇室從財力上全力支持海軍，宣布自1893年起6年內，皇室每年向海軍捐助30萬元，同時文武百官還各自捐獻10%的薪水以示支持。作為皇室成員，日本皇太後向海軍捐出了自己的首飾以充軍費，天皇決定，每天隻吃一頓飯，以節省開支資助海軍。開戰之時，日本天皇甚至將都城臨時遷往廣島，就是為了方便親自督戰，不僅詳盡布置陣地，甚至還已經為日軍失利後清軍的反撲做了一一的安排。而相比之下，腐敗昏庸的清朝政府正在忙著傾舉國之人力、財力，給慈禧老佛爺慶祝六十大壽，原來用於海軍購買艦艇的經費，竟然被挪用給了慈禧太後修建養老的頤和園。
甲午戰爭後，挑戰成功的日本人處處以強者自居，以強者姿態對弱者中國人極盡蔑視侮辱之能事。最直接的體現從對中國人的稱謂上就可以看出來。以前，日本人稱中國為“中華”，而後來就出現了極富侮辱性的“支那人”， 到 最後還幹脆誣蔑中國人為“支那豬”。
甲午戰爭的勝利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日本人的強者意識空前膨脹。吞並中國和朝鮮，侵占亞洲，稱霸世界，很快成為日本的軍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