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蘇複交，是鳩山一郎最大的功績，也是日本曆史上重要的一筆。由於舊金山會議上前蘇聯沒有在和約上簽字，日 蘇 之 間 的 戰爭狀態沒有完全結束，日 蘇 之 間 的 矛 盾 給 日本 帶 來 了 很大的麻煩。在日本打算重回國際舞台的時候，前蘇聯成了日本最大的阻力，如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這一問題，前蘇聯就否決了日本的申請。所以在鳩山一郎組閣後，就頂住美國的壓力，立刻同前蘇聯談判，雖然談判過程並不順利，但是最終還是在1956年10月簽署了《日蘇聯合聲明》。至此雙方達成停戰協議，宣布恢複兩國之間的關係，並同意日本加入聯合國。
1957年日本第一部外交藍皮書上如此評價日蘇複交：日本方麵認為在日蘇複交之前日本的國際地位隻局限於世界的部分地區，很多共產主義勢力範圍的國家對日本基本都是敵對態度，所以日本在國際上的言論也十分微弱。到日蘇複交之後，日本與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有了一定的改善，日本的國際地位有了明顯的提升。外交關係的好轉也就帶動了經濟的發展，因為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都是為了經濟發展服務的。利用外交手段打破了經濟僵局之後，日本還希望在西方國家的經濟合作中得到“平等公正的待遇”。
日本外相重光葵曾經發表過關於日本外交政策的演說，在 演 說 中 將 日本外交的基本目標定為民族獨立和複興。在 現實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下，保持同各民主主義國家的合作，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爭取外交上的公平待遇。這就要求日本對於美國的態度一方麵保持親密的關係；另一方麵又不能過分依賴。對 於 共產主義勢力的態度上一方麵保持敵對的關係；另一方麵又不能過分對立。最好是敵對關係比較緩和，親密關係比較冷靜，達到兩方麵平衡的狀態，使日本在這之間遊刃有餘。
在演說中外相重光葵還特別強調了貿易問題，指出當時的日本沒有加入關貿總協定，所以貿易前景不容樂觀，與其要求的“平等待遇”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時也說明了人口壓力的嚴峻性，作為一個地域和資源都十分有限的島國，如 果 存 在過多的人口必然使整個社會陷入困境。因 此 重 光 葵 希 望 日本的人口可以移民到國外，在國外進行工業或是農業的工作，這樣既可以緩解國內的人口壓力，也有利於移民國的發展。移民問題在日本人眼裏可能不屬於“經濟外交”的範疇，但是不管從任何角度都不難看出移民與經濟之間的密切聯係。首先移民就會把本國的科學技術帶到他國，不 論 這是 否 先 進 ，到 了 國 外 為 了 生 存必定要進行工作生產，這就是有價值的產生，有價值就有經濟問題了。所以移民一定會帶動經濟的往來，毋庸置疑要將移民問題劃歸經濟問題中。而日本想通過外交手段轉移國內的人口也是“經濟外交”的一種表現，隻是定義劃分不同罷了。戰後的日本人主要是向拉美地區移居。
在鳩山一郎的外交中，日 蘇複交的政績遮住了他的其他功績。為 了 使 日本不過分地依賴美國，鳩山內閣做了很多工作，特別是在加強同前蘇聯之間的經濟關係方麵。為了使日本在北太平洋的漁業合法化，受到法律的保護，鳩山內閣特意給前蘇聯總理去信，希望兩國曾經簽訂的《漁業條約》盡快生效。鳩山內閣不但頂住美國的壓力加強同前蘇聯的往來，還默許了中日之間的民間貿易，逐步實現自主的外交政策。“經濟外交”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雖然還是沒有得到完善相應的配套政策措施，但是這一時期的大膽嚐試還是為“經濟外交”在日後的發展作了準備。1952年岸信介重新回歸日本政壇，並出任首相。這位曾經的二戰甲級戰犯，後來恢複了職位。岸信介當政期間也同樣主張自主的外交政策，而 且 他的外交政策就帶有明顯的經濟色彩。他主張同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同時加強同美國之間的經濟合作。1955年，自民黨成立，岸信介準備推行“經濟外交”的策略，這時他在機關刊物《風聲》上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其中就明確提到了“經濟外交”這個概念。他將日本的首要任務定為保持同自由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在東南亞推行“經濟外交”的政策。岸信介還對日本的國家建設的基本線路進行重新規劃，要求政府製定自主的憲法，確立防衛體製；建立有計劃的自主經濟，糾正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從根本上改革教育製度，提高國民的素質和道德水平；還有就是之前提過的重要的一點：加強同自由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在東南亞推行“經濟外交”的政策。岸信介的思想和主張對“經濟外交”的正式確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將其提到了整個政府重視的高度。“ 經 濟 外 交 ”的政策是石橋湛山在日本國會上發表演講時確立的，他提出日本一定要實行“經濟外交”政策，並強調要把“經濟外交”作為政府的外交方針。之後由日本外務省編著的戰後第一部關於日本外交的藍皮書——《我國外交的近況》中也提到，把“經濟外交”作為日本的外交政策是適合當時日本的國民經濟要求的，書中還指出日本所麵臨的另外兩個問題——同亞洲國家的和睦友好、與美國之間的關係調整。
之後日本政府又將明確化、係統化的“經濟外交”政策向世人公布。這個“改革版”的“經濟外交”不論對國內還是國際，都有深刻的曆史意義，對日本政府來說更是極為重要的。“ 經 濟 外 交 ”的提出適合 日本經濟的發展要求，有利於國際 交往渠道的開發，同時順應當時緩和的國際局勢，順應世界的發展需求，易於鼓舞群眾，是日本向外發展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