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另外一個外交理想就是全麵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其實就是在財政支持世界維和活動的同時參加維和部隊，這會讓人想起普通人充當警察時那種神氣勁。為了提高日本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的水平，日本政府一直向著自己的目標努力，那就是在財政貢獻的基礎上增派人員參加維和部隊。這一想法一直以來都遭到日本在野黨和國內輿論的抨擊，所以日本政府都是私下悄悄地做著準備，但最後還是因為各種原因遭到反對而未能達到目標。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政府再次就維和活動的方式問題與聯合國秘書長進行了商談。
海灣戰爭時期，日本貢獻了130億美元的資金，這讓日本有了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的理由。日本政府和自民黨在海灣戰爭事件中都對日本有了新的認識，特別是對日本成為“普通國家”和“自主性大國”有了新的認識。在日本人的眼中，要麼向美國這樣的“普通國家”發展，參加聯合國維和部隊，搞軍事活動，要麼向軍事以外的其他方麵發展，例如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但是第二種做法顯然難度比較大，要 付 出 很大的代價。這時日本國內的意見出現了分歧，一 部分人不支持全麵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另外一部分主張參加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人們則認為必須全麵參加聯合國的維和運動，否則就不能實現日本大國化的目標。
1990年10月海部內閣在國會上提交了《聯合國和平合作法案》，雖然提案並沒有通過，但是日本政府的信心並沒有動搖，他們堅信這個法案一定可以得到全國人民的同意和支持。1991年9月，中山外相在聯合國大會演講中指出，日本將來在聯合國維和活動中不僅要在資金方麵給予支持，而且還要參加維和部隊，在人員上做出貢獻。因為海灣戰爭讓日本政府深刻地認識到《聯合國和平合作法案》的重要意義，同時海灣戰爭的和平解決也讓日本親眼見識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合作的重大作用。所以日本政府再次在國會中提交相關的法案，並 且 多 方人士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其中包括日本政府的執政黨、外務省官員和一部分社會評論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兩度擱淺了近兩年的《聯合國和平合作法案》終於在1992年6月在國會中通過。《聯合國和平合作法案》的通過對日本有著重大的作用和曆史意義。法案對和平憲法起到了修正作用，和平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作為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 達 到 前 項 目 的，不 保 持 陸 海 空 軍 及 其 他 戰爭力量，不 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聯合 國 和 平 合作法案》提出的建議是和平憲法第九條隻保留“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力”，並且 支持日本擁有“自衛軍”。 這 體 現了日本想成為“政治大國”和“普通國家”的真正目的。
法案提出的建議鼓舞了日本的右翼勢力修改憲法的士氣，成為日本右翼勢力修改憲法運動的導火線。因為當時提出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在國內產生了轟動效應，引起了各式各樣的爭論，很多人不讚成修改第九條的內容。所以修改憲法這件事成了燙手的山芋，需要足夠的勇氣才敢去做，法案的通過增加了主張修改和平憲法的人的勇氣。對於日本應該在國際世界的軍事領域有更大的發展這個問題，法案也是主張將日本的軍事力量推向世界，在國際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而 法 案 的 提 出 正 是 提 供 了 法 律 上的 支持和保護，使日本的軍事行動合法化。
日本積極推行《聯合國和平合作法案》還有著更深的意義，那就是堅持“以聯合國為中心”的 原 則，遵循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要求，以此確定自己較高水平的國際立足點。同時提高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和軍事地位，增加日本請求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籌碼，使政治更好地為經濟服務。法案帶給日本的好處不隻是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在國際社會中逐漸擴大的影響力；在國內和國際上如果出現抵製日本這種主動的外交政策的情況時，還可以起到消除抵製的作用；也能打破憲法對外交政策的約束，並提供法律的保護。因此通過法案全麵參加到聯合國維和運動中，不 僅 會 是日本外交的重大突破，也會使日本離成為“普通國家”的夢想更進了一步。為了更快地實現這個夢想，日本還使用了另外一種手段，那就是政府開發援助。
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主要外交方向是日本的安全戰略方麵，政府開發援助占的比重並不大，但它卻是日本冷戰時期“經濟外交”的重要工具。所謂的政府開發援助是指基於經濟目標、政治目標、軍事安全目標和道義目標對其他國家實行有償或是無償的援助。日本為了適應國際社會的期望，取得國內外的信任和支持，確定政府開發援助的主要方麵是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生存和生活問題；維護世界的經濟政治繁榮穩定；同全世界國家一起維護地球的環境等。
早在小澤一郎提出日本將向著“普通國家”發展的時候，就提到日本對國際經濟的貢獻主要是依靠政府開發援助進行。政 府 開發援助的實施必須通過官方機關及其執行機關向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資金，例如中央或地方政府等。在冷戰時期，“ 經 濟 外 交 ”是日本重要的外交政策之一，而政府開發援助正是實行“經濟外交”的主要手段。日本將這種在經濟上的外交手段應用到政治領域，是在日本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成為經濟大國之後的事情。1968年日本的經濟就躍居到世界第二的位置，排在美國之後，這時日本增加了對外援助的金額，逐步實現在政治上的掌控。最集中的體現就是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在這兩次石油危機中，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是日本獨立處理國際事務的開始，成為擺脫美國控製的基石。在日本的外交曆史上有兩個階段，前期的外交主要是為了恢複本國的經濟，為經濟的發展開創良好的國際環境，並重新樹立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和地位。後期的外交主要是實現日本的政治目的，占據國際社會的主要地位，謀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時擺脫美國的控製，真正意義上實現國家獨立，以獨立的姿態站在世界的舞台上。這是一種外交政策上的戰略調整和改革，標誌著外交援助的政治化，也使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由開始的“開發援助”轉變成後來的“戰略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