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峰開始慢悠悠地說道，“他肯定把那支鉛筆藏在了某個隱秘的地方。所以他會想：無論如何我都不能自投羅網。隻要鉛筆不是從我身上搜出來的，就沒有證據證明是我拿的。就算連累大家一起受罪，也總比我一個人吃大苦好。”
這番分析很是貼切。能進入四監區的犯人幾乎全都是奸猾無比的角色，審時度勢，見風使舵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既然管教們已經看過了錄像卻還沒找到鉛筆的下落，那麼鉛筆丟失的細節在錄像上肯定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拿走鉛筆的人那個家夥必然會抱定死不開口的決心，張海峰再厲害，找不到目標又能如何呢？最終的結果要不就是不了了之，要不就是大家跟著他一起背這個黑鍋。
眾犯人自然也想得清這個道理。當下就有人開始牢騷抱怨，或者低罵“真不是個東西”，或者憤然呼喝“敢做敢當，別他媽的做個縮頭烏龜”！而每個人都是一副義憤填膺的表情，表現出自己在這件事情中可是受了十足的委屈。
張海峰冷眼旁觀，等這番騷動平息之後，又接著說道：“鉛筆不會憑空消失的，它必然藏在某個地方，而這個地方不會超出你們的活動範圍。所以我想把它搜出來也不是什麼難事吧？”
犯人們紛紛點頭附和。有人說：“那麼長的一支新鉛筆，怎麼可能找不到？”還有人則積極表態，希望管教們立刻便開始搜查，不要再浪費大家的感情和時間了。
張海峰卻擺了擺手，看起來並不著急，他在犯人們麵前來回踱了幾步，然後指著車間門口的攝像探頭說道：“那裏的攝像頭時刻都在工作，整個車間都能被拍進去。當然了，我們的設備清晰度有限，從屏幕畫麵上無法看到那支鉛筆。不過你們每個人的活動過程都是可以看清楚的，隻要我搜出了那支鉛筆，難道我就判斷不出是誰把它藏起來的嗎？”
這番話說得擲地有聲，而其他的管教們聞言心中都為之一亮：不錯，隻要搜出了鉛筆，再結合錄像盯死藏鉛筆的地方，那肯定有所發現的。畢竟藏鉛筆可不像從桌麵上拿走鉛筆那麼容易，嫌疑人必然會在錄像中留下一些異常的動作和反應。
“好了。”張海峰這時停下腳步，轉身再次掃視著麵前的那幫犯人，“現在是最後的機會，自己把鉛筆交出來，吃一頓電棍，關一周的禁閉，這是最輕的懲罰。如果讓我找出來是誰，那等待著你的就是最重的懲罰，重得超出你們任何人的想象！”
重刑犯們大部分都知道電棍和禁閉的滋味。電棍戳在身上，能夠讓人的周身像抽筋一樣產生強烈的痙攣劇痛，那種疼痛能讓你口水橫流，大小便失禁；而關禁閉則是另一種精神上的懲罰，遭受這種懲罰的人會被關在一間狹小的黑屋子裏，沒有光線，沒有聲音，全身所有的感觀幾乎都失去了作用，就像被封死在冰冷的墳墓裏一樣。即便是最堅強的人一個星期下來，心頭也會被磨起一層厚厚的繭子。
“一頓電棍，一周禁閉”這尚且是最輕的懲罰，那犯人們的確無法想象“最重的懲罰”究竟會是怎樣。
未知的東西是最恐怖的。而這種“無法想象的懲罰”會給犯人帶來一種怎樣的壓力，亦可想而知。
於是這些凶悍的重刑犯一個個噤若寒蟬，哪怕是百分百無辜的人額頭上也不免沁出了一層細汗：萬一那鉛筆在自己的工作台附近被找到，那可真是有苦難言了！
可是在這樣的壓力之下仍然沒有人肯說出那支鉛筆的下落。大家隻是在這種靜默的氣氛中等待著，等待著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