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理學在“存天理去人欲”的執行上過於嚴苛。這一點，程頤登峰造極。程頤認為，人生應該嚴肅，並且要絕對嚴肅。他曾給小皇帝趙煦（宋哲宗）上課，當時是春天，樹枝發出清新的芽，讓人憐愛。趙煦趁程頤不注意，折了一根樹枝。程頤發現，臉色大變，說：“春天正是萬物複蘇之時，您怎麼忍心折殺它們，這真是沒有天理。”這種忽視甚至是扼殺情感的理學，實在讓人無法喜歡上它。
其次，理學萌芽於北宋王安石變法時，倡導理學的那些人因為沒有政務在身，所以不對政治負責，於是提出了高調的個人道德主義。他們希望每個政治家都應該具備他們所說的個人道德素質，程頤認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必須是完美的道德家，必須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仁義禮智信，甚至包括個人衛生。司馬光就曾攻擊王安石，認為王安石一年才洗一次澡，連胡子裏都是虱子，這樣一個連“修身”都做不到的人，怎麼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問題是，個人的道德和能力扯不上半點關係，可理學家非要認定，個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沒有個人道德，能力就大打折扣。王安石對那群高彈高調個人道德主義的理學家反擊說，你們說的那些都是“壁上行”，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
的確沒有實現的可能。程頤還算是合格的，他的一生極端嚴肅，幾乎沒有笑過。但別的理學家就沒有這種能力了。久而久之，理學家們大談特談的“存天理去人欲”漸漸變成說給別人聽的口號。正是因為說給別人聽，所以調越高越好，這讓人在那些嚴苛的道德規定下無所適從的同時，也注定了理學師傅們不能知行合一。早在朱熹時代的南宋時期，就已經有人指責理學家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說一套卻做一套，理學宗師們規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讓別人用的，理學信奉者隻是講師，不是實踐者。
最後，也是最致命的，理學邁進明朝時，在明朝各位皇帝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了國家意識形態。這個變異過程漫長但卻相當順利。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建國不久，就在那位充滿神話色彩的劉伯溫的建議下，全盤接受了元王朝的科舉製。朱元璋在思想控製上比蒙古人狠一百倍，他把理學之外的所有學說統統列入異端，甚至是孟子的“吊民伐罪”思想都被他砍了。如此一來，理學一方麵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使得凡是想通過讀書改變人生的人必須接受，由此普及全國；另一方麵，理學由此成了明帝國的唯一思想，成為國家意識形態。
如你所知，一種思想被確定為國家意識形態後，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由此會給生活在其中的人帶來下麵的刻板印象：一切都臻於完美，你隻要在它那一套架構中調節自己的生活，補充自己的知識，完善自己的心靈，就一切圓滿。本身，理學就有一個嚴密完整的體係，在這一嚴密完整的體係中，一切問題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尋找答案。實際上，在一個嚴密的體係裏，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最有天賦的思想家就是最大膽的懷疑者。但你一旦懷疑，你就成了異端、叛逆。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時期，一個靈性十足的思想者朱季友對朱棣說，朱熹理學有很多缺陷，即使不抵製，也不能把它普及。朱棣咆哮道：“你真是儒家的逆賊！”這位異端受到了嚴厲的廷杖懲罰，屁股被打爛，割下腐肉幾斤，由於走路的姿勢很怪，好多年他外出都要人背著行走。顯然，理學在明代，已經嚴重製約了人們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才華出眾的思想家們隻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實踐理學。
明代最著名的理學實踐家主要有以下兩人。一個是山西理學泰鬥薛瑄，他對自己曾說過下麵這段話而沾沾自喜：自有朱熹後，人間大道已明，不需任何多餘的著述，躬行就可以了；另一位則是江西人吳與弼，他是聖人的奴隸，不僅僅恭維朱熹，而且恭維一切聖人。他經常夢到自己匍匐在周文王、孔子、朱熹的腳下聆聽教誨。比如在他六十七歲那年的五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記中這樣記載：“昨天晚上，我夢見孔子的孫子子思來訪我。他說他是按孔子的命令來的，我感動得要死，也就在夢中醒來了。”吳與弼特別注重行，所以在他門下學習的人肯定是個出色的勞動力。但他的弟子中也有叛逆者，此人就是陳白沙。陳白沙慕名而來，幾天過後就發現吳與弼沒什麼突破性思想，於是賴在床上，不去勞動。吳與弼就用棍子擊打他，憤怒地說：“如此懶惰，怎麼能做程頤、朱熹的門徒！”
陳白沙細皮嫩肉，當然經受不起棍棒的考驗，於是號叫著離開了吳與弼。當他肉體的疼痛還未消失時，他的精神更劇烈地疼痛起來。這種疼痛就是：朱熹的理學好像是錯誤的，他叫人到外麵去“格物”而獲得“天理”，縱然把外麵的理格了，又怎麼能和我的心意一樣？朱熹注解的“四書”是天理，我去格它，結果我的心發現，他的注解有問題，可大家都說，他的話都是天理啊。這可如何是好？
陳白沙無論如何都解不開這個心結，他從朱熹理學的殿堂裏竄了出來，去探索陸九淵心學。
要了解陸九淵心學，就必須和朱熹理學相參照。朱熹理學的修養方法是以讀經書和持敬為主。所謂持敬，就是統一自己的精神，抑製人欲，經常自覺天理。它的實踐方法就是靜坐。如果說，“讀經書”是知性修養法，那麼，“持敬”就是實踐修養法。朱熹認為，這兩者必須要互相幫助、互相依存，才能達到幡然領悟天下事物之理的境界。陸九淵心學在修養上特別重視靜坐，主張直觀性的感悟真理。朱熹則重視讀經書，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的區別，就是在修養上，至於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一樣的：得到天理，鍛煉內心。
陳白沙轉投陸九淵心學，奠定了他明代第一位心學家的不容置疑的地位。不過，他是從朱熹理學逃到陸九淵心學這裏的，所以他仍然沒有解決朱熹理學的“格物”問題。事實就是這樣：理學當時已經是一個完美、嚴密的體係，在它內部，很難產生獨創型的學者。
而當時是清一色的理學天下，想要在思想上被人矚目，必須要從朱熹理學開始。王陽明當然也不會例外。
那麼，他是如何突破朱熹理學，一舉創建王陽明心學的呢？
讓我們從頭開始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