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1973
喜歡聽人講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態地喜歡。
有一段時間——10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問自己生身故鄉和成長期間住過的地方的事。那個時代似乎極端缺乏願意聽人講話那一類型的人，所以無論哪一個都對我講得十分投入。甚至有素不相識的人在哪裏聽說我這個嗜好而特意跑來一吐為快。
他們簡直像往枯井裏扔石子一樣向我說各種各樣——委實各種各樣——的事，說罷全都心滿意足地離去了。有的說得洋洋自得，有的則怒氣衝衝，有的說得頭頭是道，有的則自始至終令人不知所雲。而說的內容，有的枯燥無味，有的催人淚下，有的半開玩笑信口開河。但我都盡最大努力地洗耳恭聽。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對一個人、或者對全世界拚命傳達什麼。這使我聯想到被一個挨一個塞進紙殼箱裏的猴群。我把這樣的猴們一隻隻從箱裏取出，小心拍去灰塵，“呼”一聲拍打屁股放歸草原。它們的去向我不知道。肯定在哪裏嚼著橡樹子什麼的，然後一隻隻死掉——命運是奈何不得的。
這的的確確是一樁事倍功半的活計。如今想來，假如那年舉辦“熱心聽他人講話者世界大賽”，毫無疑問我將榮獲冠軍。作為獎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談對象中有一個火星出生的和一個金星出生的。兩人的話給我以極深的印象。最先講的是土星。
“那裏嘛……冷得不得了。”他呻[yín]似的說，“一想都發、發暈。”
他屬於某個政治性團體，該團體占據了大學校園的九號樓。他的座右銘是“行動決定思想，反之則不可”。至於什麼決定行動，卻無人指教。可九號樓裏有飲用水冷卻器、電話和洗澡的熱水，二樓甚至有蠻別致的音樂室，裏邊有兩千張唱片和A5阿爾特克唱機，堪稱天堂(較之有一股自行車賽場廁所那種味道的八號樓)。他們每天早上用熱水齊刷刷刮去胡須，下午興之所致地一個接一個打長途電話。到了晚上，聚在一起聽唱片，以至秋天結束的時候他們個個成了西方古典音樂愛好者。
11月間一個天晴氣朗的午後，第三機動隊衝進九號樓時，據說裏邊正用最大音量播放威瓦爾弟《諧調的幻想》。真假弄不清楚，卻是圍繞1969年的溫馨傳說之一。
我從堆得搖搖欲墜的用來作路障的長椅下麵鑽過時，正隱約傳來海頓的G短調鋼琴奏鳴曲。那撩人情懷的氣氛，同爬上開滿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家時一模一樣。他勸我坐在最漂亮的一把椅子上，把溫吞吞的啤酒倒進從理學院弄來的寬口瓶子裏。
“而且引力大得很。”他繼續講土星，“一個家夥踢在口裏吐出的香口膠殘渣上，競踢裂了趾甲。地、地獄啊2”
“是夠意思。”我隔了兩秒附和道。那時候我早已學到了各式各樣——不下三百種——附和方式。
“太、太陽小得很，小得就像從外場看放在本壘上的一個稿子，所以總黑麻麻的。·”他歎息一聲。
“大家幹嗎不離開呢”我問，“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何苦……”
“不明白。怕是因為生在那上麵的吧——是、是這麼回事。我大學畢業也回土星。建、建設一個美好的國家。搞、搞、搞革命。”
總之我喜歡聽遙遠地方的故事。我像冬眠前的熊一樣貯存好幾個這樣的地方。一閉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現出房舍，傳來人語，甚至感覺得到人們那大約永遠一成不變的、徐緩然而實實在在的生之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