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子也跟我講過好幾次。我一字不差地記得她的話。。
“不知道怎麼稱呼才好。”
直子坐在陽光明朗的學校休息室裏，一隻手支著臉頰不無厭煩地說著，笑了笑。我耐住性子等她繼續下文。她說話總是慢悠悠的，總是字斟句酌。
我們麵對麵坐著。中間一張紅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個滿滿裝著煙灰頭的紙杯。從高高的窗口如魯本斯的畫一般射下的陽光，在桌麵正中間畫出一條線，將明暗截然分開。我放在桌麵的兩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陰影裏。
1969年春天，我們都正20歲。休息室給我們這些穿著新皮鞋、夾著新講義、腦袋裏灌滿新腦漿的新生擠得再無插足之地，身旁始終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繼續道，“有一條筆直筆直的鐵路，有個車站。車站不成樣子，下雨天司機恐怕都看不見。”
我點下頭。’爾後兩人一聲不響地茫然看著在光照中搖曳不定的香煙的煙。
“車站月台上總有狗從這頭走到那頭。就這麼個車站，明白”
我點頭。
“出了站，有塊小小的交通島,有汽車站，有幾家店鋪。…·店鋪都傻呆呆的，一直走過去就是公園。公園有一架滑梯三座秋千。”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會兒，然後確認似的點下頭，“有的。”
我們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頭的香煙小心碾死在紙杯裏。
“那座城市真個無聊透頂!建造那麼無聊的城市到底出於什麼目的呢無法想象!” —
“神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的。”我試著說了一句。
直子搖搖頭，一個人笑了起來。那是成績單上清一色A的女大學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艾麗絲漫遊奇幻記》裏邊的波斯貓。她消失後那笑也沒消失，在我的心裏留了很久，不可思議。
對了，無論如何我都想見見月台上跑來跑去的狗。
4年後，1973年5月，我一個人找到那座車站，為了看狗。為此我剃了胡須，紮上半年沒紮的領帶，換上科爾多瓦新皮鞋。
我從車上——從隻有眼看就要生鏽的淒淒惶惶的兩節車廂的市郊電氣列車上下來，最先撲鼻而來的是令人懷念的青草氣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效遊氣息。5月的風一如往昔從時間的遠方陣陣吹來。若揚起臉側耳傾聽，甚至可以聽見雲雀的嗚叫。
我打了個長長的哈欠，坐在車站長椅上，以很無奈的心情吸了支煙。清早走出宿舍時那興衝衝的勁頭已經蕩然無存。似乎一切不過是同一事情的周而複始而已。永無休止的de ja vu[①de ja vu：法語。未曾經曆的事情仿佛在某處經曆過的似曾相識之感，既視感,且重複一次惡化一次]。
以前有一段時間，我曾跟幾個朋友橫七豎八地擠唾在一起；天亮時有人踩我的腦袋，道一聲對不起，隨即傳來小便聲。周而複始。
我鬆了鬆領帶，嘴角仍叼著香煙，用尚未合腳的皮鞋哢嚓哢嚓使勁地蹭水泥地麵，目的是為了減輕腳痛。痛倒是沒那麼厲害了，卻持續帶給我一種乖戾感——就好像身體被另外分成了幾部分。
狗沒出現。
乖戾感……
時不時有這種乖戾感，感覺上就像硬要把兩塊種類不同且夾帶碎片的嵌板拚在一起似的。每當這時，我總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來情形愈發不可收拾。周而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