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理睬二人,翻開電話薄,給最近處的耳鼻科醫院打電話。電話聲聽起來甚是吃力。也許這個原因,護士似乎多少有點同情。說一會兒開門,叫馬上過去。我們火急火燎穿好衣服,出得宿舍沿街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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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是個五十上下的女醫生,發型雖如一團亂鐵絲,但給人的感覺不錯。她打開候診室門,“啪啪”拍了兩下手示意雙胞胎別出聲。然後讓我坐在椅子上,不無冷漠地問怎麼了。
我講完情況,她說明白了,叫我別再吼了。接著拿出沒帶針頭的大號注射器,滿滿抽了糖稀色液體進去,遞我一個白鐵皮喇叭簡樣的玩藝兒,讓貼在耳朵下麵。注射器插入我的耳朵,糖稀色液體在耳孔中如斑馬群一股狂奔亂跳,又從耳朵淌出落進喇叭簡。如此反複三次,之後醫生用細棉球棒往耳孔深處捅了捅。兩耳弄完時,我的聽力恢複如初。
“聽見了。”我說。
“耳垢。”她言辭簡潔。像在做接尾令語言遊戲。
‘可剛才看不見的啊。”
“彎的。”
“你的耳道比別人的彎曲得多。”
醫生在火柴盒背麵畫出我的耳道。形狀像是桌角釘的拐角鐵。
“所以,如果你的耳垢拐過這個角,任誰怎麼呼喚都回不來了。”
我哼了一聲:“如何是好呢”
“如何是好……掏耳時注意就行了嘛,注意。”
“耳道比別人彎這點,不會帶來別的什麼影響”
“別的影響”
“例如。—“精神上的。”
“不會。”她說。
我們繞彎從高爾夫球場穿行15分鍾,回到宿舍。第11球洞的狗後腿形球道,使我想起耳道,旗讓我想起棉球棒。還有,遮擋月亮的雲使我想起B52轟炸機的編隊,西邊鬱鬱蔥蔥的樹林讓我想起魚形鎮紙,空中的星星令我想起發黴的洋芫荽粉…—“算了算了。總之耳朵在無比敏銳地分辨著全世界的動靜,就好像世界掀掉了一層麵紗。數公裏遠處夜鳥在鳴叫,數公裏遠處人在關窗,數公裏遠處有人在卿卿我我。
“這下好了。”一個說。
“太好了。”另一個說。
田納西·威廉斯這樣寫道:過去與現在已一目了然,而未來則是“或許”。
然而當我們回頭看自己走過來的暗路時,所看到的仍似乎隻是依稀莫辯的“或許”。我們所能明確認知的僅僅是現在這一瞬間,而這也無非與我們擦肩而過。
送行雙胞胎的路上,我一直想的大體是這樣的東西。穿過高爾夫球場往西站遠的汽車站行走之間,我一直默不作聲。時值星期天早上7點,天空藍得掉底一般。腳下的結縷草已充分預感到開春前那短暫的死。大概很快就要下霜要積雪,它們將在澄澈的晨光中閃爍清輝。泛白的結縷草在我們腳下諷楓作響。
“想什麼呢7”雙胞胎中的一個向。
“沒想什麼。”我說。
她們身穿我送給的毛衣,腋下夾個紙袋,紙袋裏裝著運動衫和一點點替換衣服。
“去哪裏”我問。
“原來的地方。”
“隻是回去。”
我們穿過球場的沙坑,走過8號洞筆直的球道,走下露天扶梯。數量多得驚人的小鳥從草坪從鐵絲網上注視我們。
“倒表達不好,”我說,“你們走了,我非常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