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對這類事情盡可能息事寧人，這是我們店對待小孩扒竊的基本方針。
“問題是這孩子扒竊不是今天第一次。以前也有，僅我知道的就三次。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學校。兩次都是我處理的，所以記得很清楚。無論說什麼問什麼，反正就是不開口。用警察的說法，就是所謂緘默。不道歉，也沒反省的樣子，很有抵觸性，態度非常惡劣。對他說再不告訴姓各就帶去找警察也不怕麼，他還是默不作聲。無奈，這次硬讓他出示汽車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細節滲入我的腦中。他仍然定定地注視我的眼睛，我也沒將視線移開。
“還有一點，那就是所偷東西的內容不好，不讓人憐愛。最初是十五支自動鉛筆，金額是九千七百五十元。第二次是圓規八個，金額為八千元。就是說，總是集中偷同一種東西。不是為自己用，或純屬惡作劇，或是為了賣給學校同學。”
我想象午休時胡蘿卜向班上學生兜售訂書器的場景。事情不可能這麼簡單。
“難以理解，”我說，“何苦在一個店裏那麼明日張膽地扒竊呢？接連幹上幾次，當然要被認出，又引人警惕，逮住時處分也要加重。要想得手換一家商店豈非人之常情？”
“那種事問我也沒用，實際上在別的店也可能幹來著。若不然就是對我們店情有獨鍾，或是對我的長相看不順眼也未可知。我畢竟隻是店裏一個保安，複雜情況一一考慮不來，也沒拿那份薪水。想了解的話，直接詢問本人如何？今天也一樣，領來這裏都三個小時了，就是不肯開口，隻字不吐。乍看樣子蠻老實，其實十分了得。所以才勞老師大駕。好好的休息時間給我打擾了，實在抱歉。
“……不過，剛才我就注意到了，您曬得相當可觀嘛。倒是跟這件事沒有直接關係——暑假您去哪裏了？”
“沒去什麼特殊地方。”我說。
他還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臉，就好像我是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訂書器細看。隨便哪個家庭哪問辦公室都備有的極其普通的小訂書器——臻於完美境地的廉價事務用品。保安員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機在頂端點燃，側過臉吐煙。
我轉向孩子那邊，溫和地問道：“為什麼要訂書器呢？”
一直在看地板的胡蘿卜靜靜地拾起臉看我，但什麼也沒說。這時我才發覺他的神色與平時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點也對不上，視線沒有縱深感。
“不會是受誰威脅才幹的？”
胡蘿卜仍不回答，連是否理解我的意思都無從判斷。我隻好作罷。現在在這裏怎麼問恐怕都一無所獲。他已關上門，窗也封了。
“那，怎麼辦呢，老師？”保安員問我，“我的工作是在店內巡視、用監控攝影機監視、發現現行扒竊分子帶到這房間來，這份薪水我拿了。至於往下怎麼辦是另一個問題。尤其對象若是小孩子，就更傷腦筋。您看如何是好呢，老師？這方麵當老師的更清楚吧？或者幹脆把事情端到警察那裏去？那一來作為我可就省事了，大可不必這麼往棉花堆打拳頭，白白搭上半天時間。”
說實在話，此刻我腦袋正另有所思。超市這大煞風景的保安室不容我不想起那個希臘小島上的警察，接下去又不能不想堇，想她的失蹤。
所以竟好一會沒弄懂保安員想要對我說什麼。
“跟他父親也說了，得好好教育孩子，跟他講明白扒竊是一種犯罪，再不會給您添麻煩了。”她用缺乏起伏的聲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