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的性格和我母親不一樣，感情不易外露，比較內向，但是精明能幹，方圓幾十裏都很尊重他。他待人很和善，村子裏的人都管他叫“敏先生”。誰家困難交不起租子，跟他講了，他也不多說什麼，就是“嗯”一聲，就算同意了。有時村子裏或者本村與鄰村之間發生糾紛、械鬥，也都是找他出麵調解。
老家的房子很大，是一個三進的大院子，每一進都有一道門、一個院落。過年的時候，鞭炮一道門一道門地放。二道門的庭院裏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樹，家塾就設在二道門的院子裏。我們這個大家庭中孩子多，我的上麵有兩個姐姐，下麵有弟弟、妹妹，還有三叔的幾個孩子，我的堂弟堂妹，都在家塾中念書。誰的書念得好，老師就用紅紙寫一個“賞”字，回家貼在屋子裏，吃飯的時候賞一個荷包蛋。三道門裏麵才是居住的地方，有天井、正房、廂房，也有樓，用來堆放雜物的。最後是倉庫，那時家裏做煙葉生意，請了幾個長工，曬煙葉、打捆等等都在那裏進行。我小時候玩耍就在這個大院裏。我10歲那年過暑假，四叔從北京回家結婚，完婚後回京，我就跟隨他們到了北京。那是1927年。
我離家的那天早上，媽媽早早起來，特意給我衝了一碗蛋花，送我起程。那時正是夏秋之交，天氣還沒有涼爽下來，四叔、四嬸和我，踏著早晨的露水上路了。四叔走在前麵，四嬸坐著雞公車（一種手推獨輪車，推起來吱扭吱扭地叫），我跟在車子後麵，興奮得很，絲毫沒有依依不舍的留戀之情。四嬸的娘家在饒州城裏開金銀首飾店，我們在四嬸娘家稍事停留，又去看望了祖父，就到碼頭坐小火輪去南昌。因為我還是個孩子，長得不高，四叔沒有給我買票。四嬸睡在高鋪，查票的時候，我就躲在四嬸鋪位的裏麵。到了南昌，換乘火車到九江，一路風塵，抵達北京。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我再也沒有回過江西老家了。
到了北京，我自然就住在大伯父家裏。伯父是海關稅務司的幫辦，每天用過早餐，就坐著黃包車去上班——有輛黃包車固定守候在門口。伯父很嚴肅，不苟言笑，我們兄弟幾個都怕他。他吃早飯時，我們就在一邊看書，（祖父要求我們背《古文觀止》，什麼《祭十二郎文》、《陳情表》等等）這時候我的心思往往不在書上，而是數著伯父一共吃了多少顆花生米。棲鳳樓的房子是一個四合院，北屋住著一家姓莊的，也是海關職員；東屋有三間，姑姑、嬸嬸、姐姐她們住；西屋是我們兄弟仨與伯父伯母。北京的這個家，人丁也不少：伯父有四個孩子，長於我的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大哥貽祥、二哥楚祥，還有一個四弟叫嶽祥。我們兄弟大排行，我原名叫芝祥，是老三。大哥那時正在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讀書。還有一個姑姑也住在這裏，在衛生學校學助產。家裏雇有一位女傭，那時叫“老媽子”。四叔不住家，住在學校，但四嬸住在家裏。
我父親的性格和我母親不一樣，感情不易外露，比較內向，但是精明能幹，方圓幾十裏都很尊重他。他待人很和善，村子裏的人都管他叫“敏先生”。誰家困難交不起租子，跟他講了，他也不多說什麼，就是“嗯”一聲，就算同意了。有時村子裏或者本村與鄰村之間發生糾紛、械鬥，也都是找他出麵調解。
老家的房子很大，是一個三進的大院子，每一進都有一道門、一個院落。過年的時候，鞭炮一道門一道門地放。二道門的庭院裏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樹，家塾就設在二道門的院子裏。我們這個大家庭中孩子多，我的上麵有兩個姐姐，下麵有弟弟、妹妹，還有三叔的幾個孩子，我的堂弟堂妹，都在家塾中念書。誰的書念得好，老師就用紅紙寫一個“賞”字，回家貼在屋子裏，吃飯的時候賞一個荷包蛋。三道門裏麵才是居住的地方，有天井、正房、廂房，也有樓，用來堆放雜物的。最後是倉庫，那時家裏做煙葉生意，請了幾個長工，曬煙葉、打捆等等都在那裏進行。我小時候玩耍就在這個大院裏。我10歲那年過暑假，四叔從北京回家結婚，完婚後回京，我就跟隨他們到了北京。那是1927年。
我離家的那天早上，媽媽早早起來，特意給我衝了一碗蛋花，送我起程。那時正是夏秋之交，天氣還沒有涼爽下來，四叔、四嬸和我，踏著早晨的露水上路了。四叔走在前麵，四嬸坐著雞公車（一種手推獨輪車，推起來吱扭吱扭地叫），我跟在車子後麵，興奮得很，絲毫沒有依依不舍的留戀之情。四嬸的娘家在饒州城裏開金銀首飾店，我們在四嬸娘家稍事停留，又去看望了祖父，就到碼頭坐小火輪去南昌。因為我還是個孩子，長得不高，四叔沒有給我買票。四嬸睡在高鋪，查票的時候，我就躲在四嬸鋪位的裏麵。到了南昌，換乘火車到九江，一路風塵，抵達北京。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我再也沒有回過江西老家了。
到了北京，我自然就住在大伯父家裏。伯父是海關稅務司的幫辦，每天用過早餐，就坐著黃包車去上班——有輛黃包車固定守候在門口。伯父很嚴肅，不苟言笑，我們兄弟幾個都怕他。他吃早飯時，我們就在一邊看書，（祖父要求我們背《古文觀止》，什麼《祭十二郎文》、《陳情表》等等）這時候我的心思往往不在書上，而是數著伯父一共吃了多少顆花生米。棲鳳樓的房子是一個四合院，北屋住著一家姓莊的，也是海關職員；東屋有三間，姑姑、嬸嬸、姐姐她們住；西屋是我們兄弟仨與伯父伯母。北京的這個家，人丁也不少：伯父有四個孩子，長於我的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大哥貽祥、二哥楚祥，還有一個四弟叫嶽祥。我們兄弟大排行，我原名叫芝祥，是老三。大哥那時正在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讀書。還有一個姑姑也住在這裏，在衛生學校學助產。家裏雇有一位女傭，那時叫“老媽子”。四叔不住家，住在學校，但四嬸住在家裏。
我插班到北師附屬小學學習，學校在東單象鼻子中坑，離家很近。中午回家吃飯，我在路上一邊走一邊看《水滸》。那時學製是初小四年，高小兩年。我插班進三年級，讀了半年，就跳到高小一年級。北京比起饒州城來天地更大，新奇的事更多，那時我已過了10歲，開始懂一點事了。有兩件事印象很深，一件是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被北洋軍閥殺害；另一件是在同年5月間學校舉行國恥紀念周，我們穿著製服，戴著黑紗，唱的歌我現在還記得：“悲哉慘哉，二十一款，倭奴趁火為災，四百兆，同聲哀，敵愾同仇毋怠，須知國破家何在……出力複出財，揮戈終退日，會看五色旗飄揚異彩！”紀念周的內容有紀念“五卅”，1928年的濟南慘案，日本帝國主義殺我外交官蔡公時，屠殺濟南平民。日本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也在那一年。北京燈市口中學校長叫高仁山，在學校實行道爾頓學分製，我二哥楚祥就在這個學校上學。高仁山是個共產黨員，也是在1927年或1928年被軍閥逮捕槍殺了。那時北京有個《順天時報》，日本人辦的，家裏訂了這張報。1927年大革命，報上登過蔣介石的照片。我剛到北京時，北京流行的歌曲是：“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學校裏則唱的是《葡萄仙子》，哼的是《梅花三弄》。40年後我被關在秦城監獄時，常常想起這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