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冬，伯父升遷，調到上海海關工作；1930年初，全家也隨之遷到上海。上海海關的頭兒叫梅樂和，是英國人。我在上海培成女中附屬小學繼續讀了半年高小。培成女校是一所教會學校，海關子弟大多在這所學校念書。教學內容比較新，還背誦過《總理遺囑》，讀些什麼書卻記不得了，隻記得是白話文，這是新文化運動對於教育的一大功勞。我那時讀書不大用功，老師倒是常誇獎我，把我的作文拿到班上念給大家聽。我愛玩，尤其愛玩集體性的項目。在培成附小我曾和幾個男孩組織過一個小樂華足球隊，我自封為小李惠堂。上海樂華足球隊是很有名的，經常戰勝外國人的強隊，二三十年代著名的足球運動員李惠堂就在這支球隊裏。我們踢球的時候，常常故意把球踢到女同學身上，為這，女同學少不了要告我們的狀。
小學畢業後，1930年我進了東吳大學附屬二中。1931年“九一八”事變，在沈陽郵局工作的何姑父寄來一信，信中有四個草字。那時祖父也從江西老家來到了上海，他拿這四個字考我們兄弟，我念出是“版圖變色”。我已是初中生了，“九一八”事變對我觸動很大，但談不上有什麼行動。那時高中部有個叫方宣周的同學，發起組織學生義勇軍，據說他是正在前方抗日的西北軍方振武的兒子，我心裏很佩服他。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軍進攻上海，上海民眾的反日情緒高昂，上海學生也十分激動。淞滬抗戰打響後，我們東吳二中正好處在虹口戰區，被迫停課，合並到湖州東吳三中。這樣，1932年底我和二哥楚祥、四弟嶽祥離開上海，到湖州東吳三中繼續學業。
在湖州也就半個學期，我鬧了一場病，肚子痛了三天，直吐苦水。星期天一早，楚祥、嶽祥看我實在痛得不行，趕緊把我送到福音教會醫院。一位德國大夫立即收我住院，當天送進手術室給我開刀，原來是闌尾炎，已經化膿了。躺在手術台上，我一邊感受到手術動作給我的疼痛和難受，一邊漫無邊際地遐想：長城喜烽口宋哲元的部隊正在與日本鬼子拚大刀，淞滬十九路軍抗戰將士浴血奮戰上海，和他們比起來我這點病痛算得了什麼！同時在我腦海裏還浮現著“九一八”後北平報紙登載馮庸大學（即東北大學）學生組織的義勇軍活躍的身影，我對他們十分向往。手術後，父親從老家匆匆趕來，照顧了我一個多月。出院後，我去杭州參加浙江省教育廳主辦的初中畢業生會考，1933年秋天我初中畢業，回到了上海。
2.投身上海學生救亡運動
我被錄取到上海麥倫中學高中。這也是一所教會學校，原名麥倫書院，是英國倫敦教會創辦的。這所學校很正規，教學抓得很緊，又比較開明，沒有多少清規戒律束縛學生。校長叫沈體蘭，人非常好，學識淵博，思想進步，是上海知名的教育家。有一位名叫曹亮的教員，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他樸素平常，卻有點神秘，根據他的言行和教學表現，我猜測他可能是共產黨員。由於沈體蘭和曹亮的影響，教員大都比較進步。20世紀30年代上海左聯成員魏金枝擔任高中國文老師。當時上海國民黨黨部規定，中學訓育主任必須是國民黨黨員，這樣，學校的訓育主任也在形式上參加了國民黨。學校顧問白約翰是英國人。高中數學老師賴蒲吾德，也是外國人，個子很高，衣著樸素，後來曾到燕京大學教書，據說“文化大革命”時被誣為“國際間諜”。賴蒲吾德、曹亮、魏金枝和高中生一起，住在學生宿舍二樓的一個角上，房間相互挨著。早晨，白約翰負責高中生的早操，賴蒲吾德負責初中生，不分冬夏，從不間斷。
我在麥倫的三年，是我們國家民族命運變化劇烈的三年。曹老師的主課是曆史，他不是單純給學生傳授學術知識，而是結合曆史，講國際國內形勢和它們的發展，啟發學生樹立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使我們許多同學都懂得，帝國主義一是要進攻蘇聯，二是要瓜分中國。他還經常在黑板上寫“蘇維埃運動”、“周恩來”等，緊接著又把它們擦掉。與曹老師講課內容相配合的，是沈體蘭校長每周一次周會上半個小時的講話，即使國民黨派來的軍訓教官坐在台上，沈校長也是深情含蓄，大講反法西斯。學校還經常聘請陶行知、章乃器、王造時等社會名流來學校講演，他們的民主愛國進步思想和充滿激情的聲音，受到師生們的歡迎。麥倫雖是教會學校，卻不做禮拜，偶爾那位英國顧問白約翰彈鋼琴，大家一起唱幾段讚美詩。後來，放在大禮堂台上的那架唯一的鋼琴，成為我們民眾夜校教唱救亡歌曲的用具了。
麥倫還附設一個青年補習夜校，收少量學費，幫助社會青年補習外文，聘請德文專家潘蕙田、日文專家蕭百新授課。麥倫的周圍有煙廠、紗廠，失學工人很多，為此，學校又特別辦了一個民眾夜校。民眾夜校主任是學校事務主任陳其德先生，高中部同學擔任教員，我入學不久就參加了夜校工作，當了夜校的教員，我把這當作救亡活動。開始，民眾夜校學員分兩班，後來分成了三個班：掃盲班、初級班、高級班。高級班的工人學員有一定的文化思想水平，我們便又把這些人組織起來，幫助他們成立校友會。這些學員十分熱情，又在外麵辦起了夜校的分校。這些夜校同學，當年就是上海各界救國會的積極分子；戰爭時期，很多人投奔新四軍；上海解放後，有的人成為建廠護廠的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