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很快啟動了，速度很快。我隻能望見窗外一片灰色的天空，偶然有幾枝光禿的樹梢掠過。我無心觀望車外的景色，也不去猜度此行的終點，我急於要知道丁玲關在哪間房。我用什麼辦法能讓她知道，我也在車上？一定要讓她知道，即使坐牢，也是兩個人一起，我們兩人命運緊緊相連，不會分離。我要求去廁所，兩個警衛一前一後地跟著我，來回我都走過那間關著門的包房。但什麼也看不見。在車聲隆隆中，我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是丁玲的一陣咳嗽。我仔細諦聽，想分辨出這是她有意遞給我的信息還是她的氣管炎病真又犯了。我不假思索，便不時也咳幾聲，希望她能聽到。為了讓她能聽到，有時我大聲咳、連聲咳，這引起了我身邊警衛的注意。他們問我：“你感冒了？”我說：“是的，夜晚著涼了，這是老病。”但是，我不能肯定，丁玲是否聽到了我的聲音，從而知道我也在這趟車上。
傍晚，車到哈爾濱，從這股道調到那股道，又從那股道調到另一股道，停了很久，才讓我們下車，橫越站台，上了一趟旅客列車，把我和丁玲分別塞進和一般旅客隔離著的兩個軟臥包房。
這是一趟到北京的客車。車輪轟響，疾駛向南，我卻把心留在了北疆。我們就這樣離開北大荒了。我們是在特殊條件下，自願來這裏的。我們在這裏12個冬春，胼手胝足，相濡以沫。嚴寒考驗我們的意誌，汗水洗煉我們的筋骨，豐收給過我們喜悅，人民的溫暖更使我們留戀。12年後我們卻被扣著手銬離開這裏。但是，我堅信，大地作證，荒原作證，人民作證，曆史作證，黨終會正確判斷，我們是無罪的。
第二天晚上，車到北京。我下車時，站台上10多個軍人站成橫列，攔在我的右側；左邊停著一輛黑色鋥亮的小轎車。我上了車，看見前麵出口處走著也是同樣一輛黑色的小車，我想，丁玲一定在那輛車裏，我便緊盯著那車。這時坐在前座的一個帶隊的正好回過頭來，發現了我的目光，趕緊說道：“低頭，低頭！”坐在我身邊的兩個警衛，一人伸一隻手，把我的頭按了下來。失去了前麵那輛車，也看不見路上的燈光，我成了瞎子。我想集中精力，用最敏感的神經，從馬路上的人聲、車聲，從車的轉彎、直行，憑感覺來猜測行車的方向和路線。但是，汽車走得很快、很穩，沒有多久，我的感覺模糊了，我失敗了，我無法知道我們在走向何處。
大約兩個小時後，車停住了。這時才讓我抬頭、伸腰、下車。在朦朧中最吸引我注意力的仍是先停在那裏的那輛黑轎車。我肯定，丁玲已經先我到了這裏。知道這一點似乎可以給自己莫大安慰似的。
我被領進有兩個持槍戰士站崗的大門，在一間小房裏經過搜身後，一個值班人員領著我沿著寬坦的洋灰路，一轉一拐，走進一幢灰色大樓，把我送到三樓的一個單間。樓內燈光黯淡，寂靜無聲，走廊上都有戰士靜靜地來回巡視。我這間牢房大約有七八平米，靠牆橫一張木板床，低低地離地半尺，上麵鋪著白褥子和被子。沒有桌、凳，地麵光平。牢門的左邊有抽水便桶，還有一個小洗臉池。管理員把我送進門，順手把小池上麵的水龍頭擰開又關上，好像看看水管是否壞了，然後告訴我：“睡覺要臉朝外，不準朝裏，更不準蒙頭。每天有一份報紙，每月有一份《紅旗》。”我說：“那好極了。”他還說：“過兩天給你發一套《毛選》。”我指著放在鋪上的4本紅色塑料麵的“寶書”說：“我帶來了。”他不再說什麼，轉身走了，隨後聽到哢噠一聲，我記起掛在門上的那把大鎖，我被鎖在牢房裏了。我想知道丁玲，她現在在哪幢樓、哪個號子？她的牢房該和這裏差不多吧？在生活上，看來我可以不為她擔心了，一定比在二十一隊好些。但是她的心境怎樣呢？她知不知道我也來了呢？……我已經兩個晚上沒有睡了，我很疲勞，什麼也不能想。我脫下解放鞋，塞在褥子下麵當枕頭，倒頭便睡。這一晚我睡得好香。
5年多之後，1975年5月19日，我被通知：“中央決定釋放，不定問題，也不提什麼問題。”我問起丁玲，他們告訴我，丁玲的曆史已經作了結論，沒有發現新問題；因身體和年齡關係，政府決定養起來，安排我們到山西長治。
5月21晚我離開監獄，22日下午，我到長治郊區太行山腳的嶂頭村，丁玲已經先我一天到達這裏了。
丁玲和我，我們先後在北大荒農場被關進“牛棚”，後來關進北京監牢，在動亂中離別7年之後（1968.6~1975.5），終於在嶂頭重新聚首，這時她已經71歲了。閑談中我問她，她告訴我：“在火車上我沒有聽到你的咳嗽聲。”真遺憾哪，是怨我當時的咳嗽聲還不夠大，還是怨她的耳朵不靈？如果她能知道我和她一起也來北京坐牢，也許可以心安一些。我真心痛，這幾年在牢裏她是怎樣度過那樣孤零、惦念、愁苦的日子啊！
198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