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接住，福印恰好從醫務室那邊過來，笑著說：“ 咦，咦！” 小女子滿臉彤紅地就跑了。我吃了一個紅薯，福印吃了一個紅薯，我警告福印：這件事以後千萬不要再說了，我沒那個意思，也不要害人家。小女子是很可愛的女孩，但我暗戀著有人。以後因自己心裏沒病，倒大方地去她家，而我的那個她也常去她家，我們可以隨便到她家的案板和鍋台，尋找能吃的東西。小女子見我和這位叫我叔的人在一起話多，她就再沒了那種羞答答看我的眼神，卻仍一如既往地拿她家的東西給我吃，隻是大方多了，沒人時給，有人時也給。
我迷信，我認為婚姻永遠是一種緣份，甚至你一生認識誰，坐公共車、看電影和誰靠了座位，那都是早已注定了的。世界這麼大。人口這麼多，每個人其實認識和交往的也就是那麼六七個人，婚姻或許就在所認識的人中完成了，或許莫名其妙地遠在千裏之外。我也相信，人是氣味相投的，而婚姻關係的產生，又是有特殊的氣味，磁鐵對於釘子有吸引力，對於木塊卻毫無感覺。我那時毫無道理地愛上那個叫我叔的人，便認作了她是世界上最美麗、最聰明的女孩，以致於不久後，我的同學郭長來也來到了水庫工地，我和他坐在工地的山坡上，我說出了我心中的秘密，長來“ 噢” 地一聲不言語了。
他的反應令我不快，追問他對她的看法，他說這不可能一雖然是幹親性質，但畢竟有輩份；二住得太近三你們話沒有說破，即使說破，她也同意，兩個家庭肯定都有阻力，家族隔閡由來已久，更何況你家現在的情況；四她長得並不漂亮。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而對於他認為她不漂亮的話我幾乎生了氣，我怎麼咋看都是她漂亮呢？我那時還沒有真正讀過《紅樓夢》，以至數月後去縣城大姨家偷拿走了表哥的一本《紅樓夢》隻匆匆翻看了後半部，而且把所有詩詞空過去，但我總覺得我與她前世有什麼孽債要還的，多少個傍晚坐在河邊的山根，眼瞧著石頭和石頭邊的山桃樹，我把我的名字寫在石頭上而把她的名字刻在山桃樹上。上了大學後，我第一次完整地讀《紅樓夢》，讀到了木石之緣，我之所以嚇得魂飛魄散，就是我想起了我所經曆過的這段戀情。
在演出隊裏，有一個能人，他叫任仕，不但拉得一手好的二胡，吹得好笛，還會譜曲，演出的節目都是他導演的。起先因為與他熟了，可以去演出隊找他，便趁機能見到她，但與他熟起來，我們就成了知己。所以，後來每當演出，我就坐到了台後，任仕分配我的任務是隱身於幕側給演員傳遞台詞。化了妝的她美豔無比，沒她的節目，她就坐到我的旁邊，嘴裏嘖著南瓜籽—房東家種有許多南瓜，瓜籽曬在窗台上，我總是偷偷地拿許多送她，這是我唯一能送她的東西—她咧開棱角分明的嘴用一排白牙磕瓜籽，葉地一下吐瓜籽皮的樣子讓我覺得美妙極了！但她卻不需要我傳遞台詞，我驚奇她白天也要勞動，在工地上跑，那些台詞是什麼時候背誦下來的？
到了10月，天氣就涼了，穿上夾襖也凍得身上起雞皮疙瘩，縣上來了通知，要一月之後舉辦文藝調演，各公社必須要出一台自編自演的節目。棣花公社當然也得進行選拔，任務下達到各生產大隊，也下達到了水庫工地，任仕和福印就自然而然來承受重擔了。任仕讓我創作劇本，他譜曲配樂，我倆幾乎在一個星期裏創作了全部節目，雖然都是內容與水庫工地有關的獨唱，合唱，快書，舞蹈，相聲。排演了7天，先在工地演出，大受歡迎，連演了3場。去公社選拔演出，又獲得第一名，可以上縣去調演了。這台節目，使我的聲名大震，也贏得了演出隊女演員的青睞，我已經很自自然然地去排練室和她們說話了。
演出隊裏最活躍的還有一個姓田的女子，她與我愛著的那個形成鮮明的對比，一個安靜，一個好說好動，一個穿著樸素，一個打扮豔乍。我對她是敬而遠之的。
每每見她穿了一件新的衣裳，或頭上別了個好看的發卡，就想我暗戀的人如果也能有，那該多好。鄉裏的孩子叫自己父親為“ 大” 或“ 大大” ，唯獨她說起她的父親是“我爸” 如何如何，因為她父親是一個區長，縣上的高幹。我是聽不慣她說她爸的，工地上的人幾乎都認為她是長得最好的人，但我不認為，我們也就客客氣氣地相處著。調演結束後，我一連10多天沒有見到我暗戀的人，再去演出隊，也沒了往日的活躍，姓田的說：“ 沒有一個人了，你就蔫成這樣？” 我說：“ 什麼人？” 她偏不說，拿手指著自己的臉來羞我，我說：“ 你這麼糟賤我，我真的要蔫了！” 坐在那裏像一堆抽了骨頭的肉。她說：“ 我再給你說一件事，你就跳起來了！” 我說“ 你說吧。”
她說：“ 據可靠消息，她和一位現役軍人訂婚了這現役軍人你可能認識，叫火。怎麼樣，你粘粘乎乎哩，煮熟的鴨子撲楞楞飛了” 我真的站了起來，但我沒有歇斯底裏，我笑笑地看著她，但我知道我的臉色一定十分難看，我說了一句“ 你聽誰說的？”又坐下來，說：“ 是嗎，我煮什麼鴨子了，撲楞楞飛了？她是把我叫叔的 ……” 我在土棚裏的草鋪上睡了一天，睡得眼泡發腫，照顧我的是長來。我的初戀就在這種暗戀中結束了，我恨我沒有及時說破對她的暗戀，也沒了勇氣再去找她，因為我沒有與那現役軍人可以抗衡的東西，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長得又美俊，而幹擾和破壞軍婚在那時是要坐牢的，何況我還是反革命分子的兒子。
此後，她真的也再沒有來工地，我依舊本本分分編印我的工地戰報，那日記本卻快要寫滿了。我開始搬出了工棚，和新來的炊事員合鋪睡指揮部的辦公室，炊事員說，我常在夢中說胡話，說：“ 她漂亮，她肯定漂亮！”
又是一天，弟弟再次來叫我回家，回家了，正是午後，母親把一身舊衣洗漿之後，又在捶布石上捶得平平展展，要我穿上去茶坊村我的一個親戚家去。我問去幹什麼，她說親戚給我物色了一個女的，約好今日相麵的。我不去，我心裏正難受著的，我覺得世上沒有比她更好的人了。母親罵著，須去不可。去就去吧，但我堅決不穿那漿洗過的衣服，就是隨身的一條短褲，一雙破布鞋，一件背心，背心背後又爛了，是母親拆了一個口罩補上去的，我說：“ 我就這樣，她願意了就願意，不願意了拉倒！” 事後，我才知道，在家的父母為我的婚姻可著了大急，作為反革命分子的兒子，如不抓緊有可能就打一生的光棍，他們托了所有的親戚四處物色，隻要人家不嫌棄我們家庭，人無論怎樣都不在乎的。我步行了五裏趕到親戚家，她立即讓我洗了臉，還替我梳了梳頭，說：“ 一個夏天，你倒曬黑成茄子了！” 就去叫女子。屋子裏光線很暗，我坐了半天不見人來，倒困起來趴在炕沿打噸了，這時門被推開，親戚引著一個女子走了進來。我估摸那女子從外邊進來，一時裏看不清我的，但我卻看了一眼，心裏潑了水一般涼。她中等個兒，穿一件藍底碎白花褂子，脖子下的紐扣扣得很嚴實，一條藍粗布褲，也洗漿得有楞有角，腳上是一雙自納的黑條絨麵兒的偏帶兒鞋，是新的，似乎有些小，鞋沿緊緊勒著腳麵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