茲以為，如果違約條款中僅約定了房屋成交價2%的違約金，而不涉及居間報酬(或代理服務費)的，則該條款自然有效，因為法無明文禁止即自由，《合同法》僅禁止合同未成立的情況下收取居間報酬，但並未禁止居間人與委托人就合同履行的部分情況約定違約責任，隻要該約定係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和法律強製性規定，就應賦予其效力，以體現民事主體意思自治。更何況，委托方之所以會選擇其他途徑完成交易，通常是為了規避應支付的居間報酬，主觀上存在惡意，如若對該行為加以保護，則會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和市場經濟交易規則。因而在惡意跳單的情況下要求過錯方支付違約金，有利於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避免道德風險。
三、違約金和居間報酬不能同時約定
當居間報酬和違約金都加以約定的情形下，又能否得到支持呢？
違約金的效力已如上文所述，對於居間報酬，筆者認為，盡管從形式而言，之後的房屋買賣過程並未有原居間方的參與，而體現為新的中介公司的服務。但就本質來看，買賣雙方之所以達成交易，係由於原居間方的信息渠道和服務網絡，並且因其看房服務，已事實上促成了房屋買賣合同的成立，二者存在法定因果聯係，依據《合同法》第426條，原居間方有權收取報酬。同時，假若將居間合同視為一個“附生效條件”的民事合同，則依據《合同法》第45條第2款前半段“當事人為自己的利益不正當阻止條件成就的，視為條件已成就”，同樣應認為委托人付款條件已成就。盡管一個完整的居間過程還包括辦理銀行按揭、協助產權過戶、辦理房屋驗收和水電結清等手續，但原居間方未能提供上述服務係求購人的行為造成，居間方對此並無過錯，不能據此影響其取得全部報酬的權利。所以如果單純約定居間報酬而未約定違約金的，亦應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對此認為：在居間合同中，委托人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受托人提高居間報酬的情況下，避開受托人與原業主成交，委托人仍應當向受托人支付居間報酬。
但是，二者不能同時約定。因為居間報酬是在促成合同成立的情形下收取的，而違約金則是一方違約的情況下適用，換言之即未促成合同的情況下才適用違約金，性質的不同決定二者不能並存。進一步說，我國的違約金在本質上以彌補當事人的實際損失為原則，而在跳單情況下，居間人的損失通常以居間報酬為表現形式，故在具體適用違約金時，應與主流意見的“補償性違約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幹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約定的違約金不得超過造成損失的百分之三十”進行協調，再加上《合同法》關於“促成合同成立的，收取報酬；未促成合同成立的，收取必要費用”之規定，支持了違約金，就不應再支付居間報酬了。
一審判決正是基於此種考慮，在支持了居間人的部分違約金請求的基礎上，駁回了支付居間報酬的訴請。
綜上，一審判決為今後的房地產中介服務提供了有益的司法參考。今後中介公司可以在合同中約定更為合理的違約責任條款，以最大限度地保護自身利益。而作為普通買房者的委托人也應不斷增強法律意識，樹立誠實信用的交易理念，不要為了一些蠅頭小利而損害其他主體的合法權益，破壞市場交易規則。